“野生导演”成长史：非科班电影人，会遇到多少坎坷？( 四 ) 一批“野生导演”

（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

，成长背景与电影的美学经验都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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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悲情布鲁克》剧照

内蒙古的经济不很发达，不像东南沿海那么商业化，很少进入主流视野，反而保存了一些独特的东西，也有很魔幻的地方。比如鄂尔多斯，在我上高中时还有很多国家贫困县，五六年后突然因为矿产成为中国人均GDP最高的地方，但又迅速衰落了。在大起大伏的过程中，人性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很多故事。如果我身处其中，可能被这种复杂的变化所裹挟。但我长期生活在北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去感受家乡这些年变化的戏剧感和荒诞感，就有了可以观看、沉淀和思考的距离。这对创作者挺重要的。

董牧孜：关注时代发展之中的价值观变动，这种创作理念似乎与第六代导演一脉相承。你有受到哪些导演的影响？

周子阳：第六代中有好几个导演都作者性都很强，他们基本上都上过电影学院，接受过系统的训练，作品更聚焦于大的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国经历改革开放后从特别贫穷的国家走向经济腾飞的巨大变化。 “80后”成长于90年代至2000年初，经济和教育相比之前又有了新的变化，在录像厅文化和早期电脑和互联网文化的影响下，我们从初高中就开始大量地观看电影，但并不都接受过专业的电影教育。

到了大学，我最早喜欢的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大四的冬天，我待在出租房里，什么也不干，就看他的《十诫》，看完之后觉得冲击力巨大，大到我形容它是“天地色变” 。然后是南斯拉夫的库斯图里卡。南斯拉夫也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它的魔幻感和鄂尔多斯有共同之处。还有克里斯蒂安·蒙吉，他的《四月三周两天》、《山之外》和《毕业会考》都对我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