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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困在抑郁症里的大学生们( 二 )


2019年下学期 ， 临近期中考试 ， 穆晴的数学建模成绩始终提不上去 。 因为作息习惯 ， 她又和室友“闹掰了” 。 一天 ， 她在图书馆自习时 ， 书还没打开 ， 瞬间觉得“活力被抽空了” 。 “突然有了一种’算了’的感觉 。 ”穆晴回忆 ， “休学”这个念头迅速在脑海里蔓延 。 她自认为“找到了一个可以逃避一切的方法” ， 于是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辅导员申请“休学” 。
“我怕别人会歧视我”
张晨、穆晴的遭遇并非个例 。 2019年 ， 在第八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高校心理辅导与咨询高峰论坛上 ， 有专家提到 ， 1/4的中国大学生承认有过抑郁症状 ， 且大一和大三时抑郁症的高发期 。 “这些年下来 ， 高校心理疾病的发病率是实实在在地提高了 。 ”华科大大学生发展研究与指导中心主任章劲元告诉澎湃新闻 。 在他看来 ， 社会的急剧变化是大学生心理疾病发病率提高的主因 。
也有不同的看法 。 心理学家姚智军从事高校心理咨询多年 ， 他告诉澎湃新闻 ， 这些年来 ， 来学校心理咨询室找他的学生的确变多了 ， 但这是社会逐渐开始重视心理问题导致的 。 “很多学生以前不了解这个 ， 可能也会比较回避心理问题 。 现在则是逐渐在接受 ， 然后会来主动求助 。 所以检出率的确是增加了 ， 但并不代表比例上有增加 。 ”姚智军说 。
澎湃新闻注意到 ， 近年来 ， 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重视学生心理健康 ， 校心理咨询室和校医院精神科逐步在不少高校建立起来 。 但现实是 ， 不少学生对此仍有些回避 。
大三学生顾守曾在其所在学校心理咨询室做过一段时间兼职 。 据他回忆 ， 学生前来咨询时 ， 咨询师会和学生签署隐私承诺书 ， “向学生承诺 ， 会保护好个人信息和隐私” 。 但这或许只是“一纸空文” 。 顾守的大部分工作就是 ， 将咨询师收集的确实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名单发给班主任 ， 让班主任“重点关注” 。 每次转接完名单 ， 敲下回车键的一刻 ， 顾守“抬起的手指都微微有些颤” 。
顾守后来也被确诊为抑郁症 。 因为前述兼职经历 ， 他不敢在校内进行心理咨询 ， 而更倾向于去校外 。 “去校外医院可以用假名字 。 ”顾守说 ， 对他而言 ， “患有抑郁症是一个不能让别人知道的秘密 ， “会（被）歧视的 ， 虽然大家说得好听 ， 但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 ”
大三女生玟玟在自己高一时就曾因抑郁症住院 ， 此后随身带着药 ， 每天都会在心里问自己无数遍 ， “今天吃药了吗” 。 人多时 ， 她常将药丸攥在手心 ， 找个借口离开人群 ， 猫在角落里把药塞进嘴里 。 进入大学之后 ， 她自作主张“停了药” 。 “我想像个正常人一样 。 ”玟玟说 ， 因害怕被别人发现自己有抑郁症 ， 她从未尝试过去校医院接受治疗 ， “一旦去校心理咨询室 ， 就会有其他同学看到你进去 ， 那他们就肯定会知道你有心理问题 。 ”
姚智军告诉澎湃新闻 ， 保护患病学生的隐私和学校心理干预之间有着天然的矛盾 。 他举例说 ， 现在高校心理问题干预的普遍做法之一是 ， 让所有大一新生做心理健康测评 。 “测评完了之后 ， 我们会划一条线 ， 把可能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做一个名单 ， 然后我们会约这部分同学来做一个心理访谈 。 在访谈之后发现的确有风险的 ， 我们会告知辅导员和班主任 。 ”
尽管不少学校都设置了心理咨询机构 ， 但心理问题干预是一个系统工程 ， 虽然想保护学生的隐私 ， 但“就凭机构这些人手 ， 是不足以应对那么多有潜在问题的学生的” 。 “我们只能说让他们（辅导员、班主任）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名单 ， 但是在平常的工作交流当中 ， 不要刻意的把它做一个区分 。 ”姚智军说 。
《中国全科医学杂志》相关研究显示 ， 几乎所有的抑郁症患者均存在一定的以“羞耻感”为主要表现的负面情绪 。 这种情绪会导致患者情绪更加低落 ， 更不希望被别人知道自己的情况 ， 从而阻碍了求助之路 。 对此 ，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精神医学科主任施慎对澎湃新闻表示 ， 抑郁症通过规范的治疗手段还是能控制的 ， 但中国抑郁症患者的就诊率仅在20%左右 。 近些年来 ， 随着宣传普及 ， 就诊率有所提高 ， 但总体而言并不是很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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