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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困在抑郁症里的大学生们( 三 )


此外 ， 大多数校医院的心理干预“专业程度”并不能赢得学生信任 。 确诊抑郁症的第二天 ， 张晨就通过QQ联系了校心理咨询室 。 工作人员告诉她 ， 预约排队要到两周之后 。 她“谎称自己已有自杀倾向” ， 对方立马安排了咨询师 。 咨询进行了半个小时 ， 张晨认为“没有任何效果” 。
“谈完之后 ， 我就感觉学校心理咨询不怎么专业 。 ”张晨同时发现 ， 排队来咨询的学生 ， 在她看来 ， 大多都是不需要心理帮助的人 ， “他们只是想找人聊天” 。 张晨排队时倚着墙 ， 听着前面的同学抱怨生活中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 “破天荒地想笑一回” 。 “我就觉得很无语 ， 为什么这么（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来找心理咨询 ， 像我一样有紧急心理咨询需求的人反而得不到帮助 。 ”在学校无法得到专业帮助 ， 张晨只得选择休学回家 。
“必须让父母接受我得了抑郁症”
得抑郁症这件事是通过辅导员告诉父母的 ， 张晨不敢亲口说 。 “父母文化水平低 ， 我怕他们理解不了 。 ”张晨说 。 结果如她所料 。 “他们一直在网络上搜各种东西 ， 然后笃定地觉得我不是抑郁症 ， 直接跟我说 ， ’我们觉得你不像是得抑郁症的人’ 。 ”张晨称 ， 父母觉得“丢人” ， 对外只说“女儿身体不好、回家休养” ， 避而不谈具体病症 。
日常生活中 ， 她依旧充当家里的“情绪垃圾桶” 。 面对抑郁症 ， 父母难以适应 ， 不懂得如何给予张晨帮助 ， 反而会时不时释放负面情绪 。 “你这个样子 ， 我们怎么办啊” ， 这是她从父母那里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 。 整个家庭都被无助感笼罩 ， 回家后的短短一个月内 ， 张晨的病情恶化至重度抑郁 。 她没有办法阅读、思考 ， 甚至和人交流都很困难 ， 一句简单的话要组织很久 ， 才能一个字一个字地把想说的从嘴里挤出来 。
从看恐怖片、捶打自己到自残 ， 她需要越来越强的刺激才能让自己保持清醒 。 被发现满身的伤痕后 ， 家人都觉得她疯了 。 这种情况下 ， 经她强烈要求 ， 父母最终同意了带她去医院进行心理治疗 。
这段寻求理解的抗争给张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 “不知道那段时间自己一个人是怎么熬过来的” 。 复发后的第二次休学 ， 她选择租房独居 。
对于大学生而言 ， 家庭的接受和支持格外重要 。 多数大学生在告知父母自己得了抑郁症前 ， 都会“格外忐忑” 。 “接受治疗的话必须要有钱 ， 无论是吃药还是心理咨询都需要钱 。 我只能向我爸妈要钱 ， 所以我必须让我父母接受我得了抑郁症这件事 。 ”一名学生专门写了系列文章 ， 分享自己和父母坦白的方法和经历 。
玟玟称 ， 其在治疗期间每月吃药花费一千多元 ， 此外还需要一千多元的检查费用 。 “倘若长期治疗 ， 花费还是蛮大的 。 大学生没有经济收入 ， 但自己已经大了 ， 一直管爸妈要的话家里压力也很大 ， 所以很纠结 。 ”玟玟希望自己尽快经济独立 。
穆晴告知父母自己患抑郁症后 ， 便常常会收到对方通过微信发来的“特殊关怀” ， 这让她哭笑不得 。 “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 ， 其实没什么用 。 ”但她明白 ， 这是不善言辞的父亲在不断提醒她 ， “他在” 。 穆晴认为 ， 自己不需要父母帮什么忙 ， “家人只要一直在 ， 陪伴 ， 这就够了” 。 她也不需要学校的特殊对待 ， “就像普通学生一样看待我、不要过多干预我 ， 就好” 。
姚智军介绍 ， 他在工作中也遇到过一些家长 ， “表现出不相信孩子得了抑郁症的情况” 。 “（个别家长）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诊断结果 ， 也不同意孩子进行正正常的药物治疗——这样 ， 孩子的治疗就被拖延了 。 ”姚智军说 ， 希望家长能相信医生和孩子 ， “或者至少要相信医生 。 ”
对于很多家长对孩子的“特殊关怀” ， 姚智军则建议 ， “在与他们的日常沟通过程中 ， 也要陪伴、支持为主 ， 不要去说教 。 ”在姚智军看来 ， 这些对于当事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 “这反而会让当事人觉得好像周围人根本就不理解自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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