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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亡|梦蝶、悼亡与旅行：青年本雅明的爱与迷狂( 五 )


本雅明同情超现实主义和亲近共产主义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单行道》题献给他的情人阿西娅·拉西斯，本雅明在卡普里岛度假时通过她了解了俄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同期还研读了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
我们看到《单行道》中最长的《帝国全景》全景式地描画了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德国社会以及身处压抑氛围下的德国民众的艰难境遇和精神上的普遍困顿。这是《单行道》手稿里最早有确定日期记录的单篇，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本雅明第一篇分析德国社会现实的文章，对时政的批判姿态非常鲜明。作为起点，它就像是《单行道》的胚细胞，蕴藏了整部书的政治爆炸力。
悼亡|梦蝶、悼亡与旅行：青年本雅明的爱与迷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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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行道》，[德] 瓦尔特·本雅明 著，姜雪 译，谭徐锋工作室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
而对于时政的批判，本雅明运用的方法不是有板有眼的条分缕析，而是着力消除反思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对立和差异，具体表现为捕捉即刻的琐碎之景，在具体的图像展示中令现象与思想叠合成像，或是借由意象直接切入社会症候，将日常经验、典故和警句拉进展示和批判交融行进的视野。
比如《帝国全景》中本雅明用“事情不会再这样下去”和“贫穷并不可耻”这样凝结了古老智慧的谚语直接切入现实生活，通过展示谚语即传统经验的失效而启迪人们摆脱既有观念的桎梏，重新开启应对当下危机的反思之途。
那不勒斯的游历经验还为他收获了一种对现实进行开放性思考和审视的体系，那就是“多孔性”和“渗透性”。“多孔性”是关于认知的启示。这是一种认出相似性和关联性的语言天赋，具有将意义转换、类比、投射并生成的创造力，从而形成新的知识与理解。我们看到《单行道》中存在诸多如连通器一样的“多孔”语汇。
比如《13号》中对书籍和妓女的对比：“有朝一日，他们挺着肥胖的身躯站在街头（steht als wohlbeleibtes Korpus auf auf dem Strich），……”其中“Strich”既指妓女兜客的狭长街头，又指文字的载体即线条；“wohlbeleibtes Korpus”既指女人的肥胖身躯，又指写作日渐积累起来的书籍厚度。
这种“多孔”语言就为思想图像中图像与思想的叠合成像达成了条件，比如《墨西哥使馆》的标题“使馆（Botschaft）”就联系并对峙起文本中隐匿的世俗与宗教因素。如果去读德语原文，就会发现这些机关。
本雅明的思想图像书写其实是他关于经验的哲学和美学思想的一部分。在本雅明，“思想—经验”是认知的一种理想模型，在其中经验与认识既两分又合一，这种综合形式把经验现象从过去的附属地位拯救出来，它们的繁多与琐碎在真理的认识过程中被全部保留。图像不再是思想或理念的摹像，而是与思想一齐合成思想图像，迫使现象本身去呈现本体的真理。
思想图像因此在本雅明这里就化为一种独特的经验式的工作方法，它一方面使得思想具有独特的形象性，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使经验片段成为思辨与经验奇妙交融的哲学反思。
在本雅明后期的思想关切中，现代社会已然破碎且贬值了的经验是本雅明为解开现代性之谜关注的核心焦点，《单行道》中思想图像的最终旨归，就指向了对经验的救赎，而对经验的救赎也就是对整体性的恢复。
倘古尔兰德夫人所述基本属实，倘1940年底来到美国以后很快找到阿多诺，那么，面对这无“物”的遗嘱阿多诺一定伤感。若所涉之物正是“历史哲学论纲”，若她大致看过、又能讲述一二，那么，打开多姆克博士带来的箱子，发现其中有“历史哲学论纲”，阿多诺一定欣慰！诚然，多姆克博士（1941年7月）带来的“历史哲学论纲”，与之前（1941年6月）阿伦特交给阿多诺的“历史哲学论纲”有较明显差别。
悼亡|梦蝶、悼亡与旅行：青年本雅明的爱与迷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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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的诗：
“你沉睡，却是清醒之光”
本雅明，一个被历史、光晕、波德莱尔、翻译、技术复制、美学救赎、讲故事的人、忧郁、新闻与摄影、弥赛亚、非意愿记忆、商品、作者和生产者等跨学科关键词围绕的名字，一个“观众还来不及鼓掌就已经超前跑出赛道”的“深海采珠人”（阿伦特语），20世纪欧洲“最伟大的文学心灵之一”（布莱希特语），却注定如同“帝国上空没有氛围的彗星”（阿多诺语）的“欧洲最后一个文人”，悄秘地将他青年时代里的智识锋芒和情感生活糅进了十四行哀诗中，使读者得以窥见一个思想家隐秘的心事和显要的才华。
《诗歌的退化》的作者，瓦尔特·本雅明文学批评的对象卡尔·古斯塔夫·约赫曼（Carl Gustav Jochmann）在传记作家笔下曾被如此评述：“早在他的青年时期，约赫曼便收获了较高的精神修为和清醒的头脑，但他为此付出的，却是无家可归的昂贵代价。”
这些判语几乎也同样适于诗人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海因勒（Christoph Friedrich Heinle），他是本雅明青年时代的最亲密的伙伴之一，也是本雅明秘而不宣的七十三首十四行诗哀悼的唯一对象。
本雅明与诗人海因勒相识于早期青年运动时期，虽然两人的关系仅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却被认为是“本雅明神秘人生中最神秘的一段插曲”，为本雅明“日后的理智与情感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正如弗里德里希·波茨苏斯（Friedrich Podszus），这位活跃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本雅明朋友圈的苏尔坎普出版社编辑在阿多诺1955年编辑的两卷版《本雅明文集》中于“生平注释”中写道：“这里记载了本雅明为纪念诗人海因勒与他的女友莉卡·塞利格松（Rika Seligson）而作的十四行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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