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网|谭帆：《中国小说史研究之检讨》(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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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代小说学的基础观念》
首先是对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整体反思 。
20世纪以来的中国小说史研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 ， 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小说学术史 ， 其贡献毋庸置疑 ， 但在对中国小说史的一些大的判断上也有明显的“偏差”乃至“失误” 。
譬如关于中国小说文体源流的阐释 ， 小说学术史上就有不少颇为流行的观念 ， 概括起来主要有：以“虚构”为标尺 ， 认为唐代传奇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最早成熟的文体 ， 所谓小说的“文体独立”、“小说文体的开端”等都是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耳熟能详的表述 。
以“故事”为基准 ， “故事”的长度和叙事的曲折程度是衡量小说文体价值“高低”的标准 ， 于是“粗陈梗概”的笔记体小说自然与“叙述婉转”的传奇体小说分出了在文体上的“高下” ， 传奇体小说成了文言小说中最为成熟的文体形态 。
三是从“虚构”、“故事”和“通俗”三方面立论 ， 认为以“章回体”为主的白话通俗小说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主流文体 ， 并在“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影响下 ， 构拟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指白话通俗小说）”的“一代文学”之脉络 ， 还循此推演出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实现了“由雅入俗”之变迁的结论———通俗小说由此而成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主流文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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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小说分类选讲》
以上这些思想观念已然成了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定论” ， 但实际情况却是大可辨析的 。 鉴此 ， 我们提出如下原则：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之源流是一个“历史存在” ， 小说文体源流研究就是要尽可能地理出这一个变化的线索 ， 但“变化的线索”不等于古代小说文体就有一个“发展”的进程 。 “发展”的观念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 ， 它“先验”地确认了历史现象都有一个“孕育”、“产生”、“成熟”、“高潮”、“衰亡”的发展规律 。 这种“机械性”的观念不利于“还原”古代小说文体源流的真实面貌 。
古代小说文体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存在”：它既是历时的 ， “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和“章回体”等各有自己产生的时代 ， 由此形成了一个流变的线索；同时它又是“共时”的 ， 小说文体之间不是前后更替 ， 而是“共存共荣” 。 （《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四种关系》）
再譬如关于小说研究的古今差异 ， 从总体来看 ， 中国小说研究的古今差异除了研究方法、理论观念等之外 ， 最为明显的是对研究对象重视程度的差异：由“重文轻白”渐演为“重白轻文” ， 从“重笔记轻传奇”变而为“重传奇轻笔记” 。 中国古代小说乃“文白二分” ， 文言一系由“笔记”、“传奇”二体所构成 ， 而在漫长的古代中国 ， 小说之“重文轻白”、“重笔记轻传奇”是一以贯之的传统；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基本格局则是“重白轻文”和“重传奇轻笔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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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分体文学学史·小说学卷》
而观其变化之迹 ， 一在于思想观念 ， 如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看重小说之“通俗化民”；一在于研究观念 ， 如鲁迅等“虚构之叙事散文”的小说观念与传奇小说、白话小说更为符契 。 这一格局对中国小说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 中国现代学术史范畴的“小说”研究由此生成 。 然而这一格局也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小说研究与传统中国小说之“本然”渐行渐远 。 （《术语的解读：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特殊理路》）
其次是对中国小说史研究观念的思考 。
20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史之梳理大多以西方小说观为圭臬 ， 或折衷于东西方小说观之差异而仍以西方小说观为参照 。 然而一种理论观念与方法的引进必然要有一个“适应”和“转化”的过程 ， 它所能产生的实际效果取决于两个基点的支撑：一是理论方法本身的精妙程度及其普适性 ， 二是与研究对象的契合程度及其本土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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