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万字长文纪念我国低温领域开创者—洪朝生先生( 四 )
对于超导 , 在1982年还没引起国家重视 , 但洪先生看到了超导的重要性 , 认为自己有责任呼吁国内开展超导科技攻关 。 1983年得到中科院批准正式列入“六五”科技攻关项目 , 学部主任钱三强任命洪先生为攻关组组长 。 攻关单位有9个研究所和中国科大 , 计130多人参加 。 由中科院低温中心为依托单位 , 物理所赵忠贤提出的探索高温超导也列入研究内容 , 这个项目取得了非常好的结果 , 培养了一批超导人才 , 也为1987年高温超导的发现和中国能挤进高温超导研究国际前列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 在1985年项目结题时中科院的评价是:“我院的工作是在国内超导研究处于应用前景不明确、举旗不定的情况下开展起来的 , 并自始至终坚持到底做出了这样好的成绩 , 这种科研作风是值得倡导的 , 他们在攻关中取得的经验值得大家学习借鉴” 。
我们开始做超导磁分离水处理时 , 那时环保还没特别受到重视 , 但洪先生非常支持做 , 希望课题组自筹经费也要做 , 可是我一直等到2006年申请到863 项目才真正开始做 。 如果听他的话早几年做 , 会发展地更好 。 在这件事上 , 现在来看除了当时经费问题 , 主要是我有点保守了 , 其实那时所里每年都有所长基金 , 支持力度也比较大 , 可是我一是不自信 , 二是因为我当时还是低温片业务处负责人又不好意思跟所里要钱 , 时至今日我也没申请过所长基金 , 主要是自己没什么想法 。 记得是2002年 , 詹文山所长卸任前半年的所务虚会 , 他主动找到我问我下一步组里发展有什么打算 , 我说没什么 , 旁边的吴剑峰马上说来风你好迟钝 , 所长是想给你个所长基金 , 我说那是好事 , 但我就不要了 , 可否给林鹏支持一下让他做氦λ点瓶的事 , 因为洪先生一直看好那个温度基点 , 而且有两次从他的院士基金让我拨给林鹏来做这项工作 , 后来所长基金给了林鹏 , 大概50万左右 。
提起詹所长 , 我想附带再说点小插曲 。 詹所长卸任后 , 可能觉得他在任时没怎么给我支持(其实主要是我没去争取)或者洪先生跟他谈过我的研究方向的意义 , 他经常来到我这讨论一些学术问题 , 他对我做的低温负热膨胀材料很感兴趣 , 还跟我们一起写本子并申请到一个自然科学基金 。 他还跟物理所磁学实验室负责人沈保根老师协商 , 把磁学室不用的部分设备如磁天秤等转赠给我 , 我们2008年在APL上发表的第一篇反钙钛矿结构低温负热膨胀材料工作论文就是在那台磁天秤测得的结果 。 2010年财政部一期重大仪器研制项目 , 本来没我什么事 , 但他和张丽萍所长 , 汪鹏飞副所长极力建议单独划出一个2000多万的课题让我建材料低温物性测试平台 , 我还记得鹏飞副所长事后来找我 , 问给的经费够不够 , 如果不够他还可以给我争取增加 , 让我很感动 。 这个平台建成后为我国航天和应用超导提供了关键计测数据 , 在国际上都是很有影响的 , 这和洪先生的布局、几任所领导及李青研究员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
2012年8月洪先生在建成的低温测试平台实验室 , 左起:周远 , 洪朝生 , 张丽萍 , 李来风 。
进入21世纪 , 洪先生极力推进小型制冷机的发展和应用 , 对信息技术的应用尤为关注 , 他在2000年的国际低温工程大会做的大会报告里 , 展望了未来10年低温科技的发展前景 。 他认为 , 关于氧化物超导体 , 仅仅看到它高的超导转变温度 , 是不够的 。 超导专家们应拿出更多的力气去关注 , 该类超导体在正常态的奇异性质 , 以及可能的应用(特别在低温电子学领域) 。 低温工程专家们也应该努力为上述可能的应用提供技术支撑 。 关于低温学与信息技术(IT)的关系 , 洪先生认为 , 低温环境是高质量信息处理的保证 。 在寻求新的信息载体的过程中 , 往往会碰到量子效应(如:超导量子干涉器件) 。 此时 , 低温工程对研究的支持 , 不能仅仅停留在提供冷却功能 , 对于材料新颖低温特性的应用也应给予认真关注 。 现在量子计算、量子调控等已成为社会热门新闻 。 事实证明 , 洪先生在每个阶段提出的战略规划 , 都是相当超前的 。
7、君风
熟悉洪先生的人 , 大多把他归为“圣人” , 我觉得用“君子”更准确一些 , 因为君子之士你是可以和他说真话、争吵 , 是可以“得罪”的 , 即使真得罪了他 , 他也不会报复的 , 大不了就是不再跟你来往 , 这是一种君风骨气 。 最近看了一篇关于“真君子和伪君子”的文章 , 现在重新定格 , 我认为洪先生是“真君子” 。 司徒勋是美国做加速器的美籍华裔科学家 , 他的自传书里写了这样一个细节:“1947年在MIT读书时 , 冬天很冷 , 在商店买一件防寒服 , 但钱不够 , 这时一个中国学生也来商店 , 看到我为难的样子 , 问明原因 , 马上给了我100美元 , 名字也不留就离开了 , 这人就是洪朝生” 。 事后司徒勋费了很大功夫才找到洪先生 。 还有关于他和邓稼先在普渡吃“牛排”的事 , 在《邓稼先传》里有描述 , 我就不再说了 。
1960年代他对生活困难的职工、学生尽其所能给予无私的资助 , 后来动荡时期反而成了罪状(甚至某个接受过他资助的青年批判他是用小恩小惠和党争夺青年) 。 洪先生并没有计较 , 他认为那个时期特定的环境 , 说些违心话、做些违心事也正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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