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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的小猪|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再次与世界其他国家隔绝，刘遵义:

在当今 ， 完全的关闭和自给自足很可能导致中国实际生活水平的明显下降 。 预计中国将能够成功推进双循环的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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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遵义教授 。 拍：界面新闻/黄锫坚
文|刘遵义（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 ， 斯坦福大学李国鼎经济发展荣休讲座教授）
2020年8月24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夸大“要推动形成以海内大轮回为主体、海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式” 。
借此机会 ， 笔者试探讨“双循环”的概念 。 双循环分别是“海内轮回”和“国际轮回” 。 轮回是指供给和需求的相互满意 。 从1950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 ， 中国基本上只有“单一轮回” ， 即“海内轮回” 。 在20世纪50年代与前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易货贸易也十分有限 。 这一部分是因为朝鲜战争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商业禁运 ， 一部分是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 ， 中国与前苏联之间产生争端 。
改革初期的双循环
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 ， 中国重新开始了第二种轮回 ， 即“国际轮回” 。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双循环”的恢复 。 但是 ， 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重点仍旧是海内轮回 。
此外 ， 也有意分离了两个轮回 。 例如 ， 外商直接投资人在中国经营的“加工和组装”制造业务必需入口其所有设备和其他投入 ， 有时还需要自己发电 ， 以免在海内层面产生任何投入上的需求；同时 ， 出口其所有产出 ， 以免在海内层面增加任何供给 。 这种分离使中心经济计划能够像以前一样继承发挥作用 。
【飞行的小猪|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再次与世界其他国家隔绝，刘遵义:】因此 ， 在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 ， 双循环是完全相互独立的 ， 彼此互无联系 。 在一个轮回中出产的商品和服务不能用于供给另一轮回 ， 反之亦然 。 “两者永远不会相遇 。 ”独一的共同联系是“加工与装配”业务所雇用的劳动力以及经济特区地方政府提供的土地 。
但是 ， 因为中国劳动力供大于求 ， 外国直接投资者雇用劳动力不会对海内劳动力市场或工资率产生影响 。 当时 ， 土地也处于过剩状态 ， 而外商直接投资承租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将土地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 因此也不会影响海内经济 。 这些安排的目的是使海内经济完全不受任何可能的国际动荡的影响 。
改革开放初期的双循环可以描述为是两个不相交的圈子 ， 一个代表海内轮回 ， 另一个代表国际轮回 ， 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任何重叠 。 主导的轮回仍旧是海内轮回 。
双循环的演变
图1显示了1960年至2019年中国商品和服务进出口额占中国海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 显然 ， 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 ， 中国国际贸易在海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仅有一年超过10% ， 在1960年至1978年间均匀占比仅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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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至1994年 ， 人民币汇率经历了一系列调整 ， 终极使人民币成为常常账户可兑换货泉 ， 并于1994年1月1日起大幅贬值（参见图2） 。 结果是 ， 出口开始增长 ， 外商直接投资（FDI）开始流入中国（参见图3） ， 使中国成为出口的出产基地 ， 利用其低成本（特别是以美元计算）的劳动力上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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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 ， 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在中国海内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达到峰值 ， 15% ， 但此后一直下降 ， 到2019年降至仅3% 。 这反映了在海内投资总额中 ， 来自海内的投资有所增加（参见图4 ， 海内投资总额在海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随时间的增长） 。
在图4中 ， 笔者列出了海内终极总需求的各个组成部分：居民消费（C） ， 海内投资总额（I）和政府经常性支出（G） 。 如图4所示 ， 居民消费占海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52年的65.6%下降至2019年的38.8% ， 降幅显著 ， 这部分地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人均海内生产总值较低 ， 也部门地反映了中国政府多年来保持低人力本钱政策 。 中国是世界范围内居民消费在海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最低的国家之一（美国相应的份额为68%） 。
相比之下 ， 海内投资总额的占比几乎翻了一番 ， 从1952年的不到22%增至2019年的43.1%（2011年达到顶峰时超过47%） 。 政府支出的比重比较稳定 ， 从1952年的13.5%逐渐增加到2019年的16.6% ， 在2000年达到顶峰的16.9% 。 这意味着在中国 ， 海内投资总额仍旧是总需求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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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双循环相对规模的一个有用指标是国际交易（商品和服务的出口（X）与入口（M）之和）与海内交易（居民消费（C） ， 海内投资（I）和政府经常性支出（G）之和）的比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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