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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宋神宗的用人特点：重用直言敢谏之臣，也用奸猾小人！( 二 )


元丰年间 ， 王珪与吴充并相 ， 王珪忌妒吴充 ， 遂听从蔡确的建议怂恿宋神宗大兴边事 ， 以保其位 ， 实在算不上是一位君子宰相 。元丰年间 ， 宋神宗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 ， 任用官员的手段也逐渐纯熟 ， 当然“纯熟”是相对于熙宁年间的表现而言的 。此时的宋神宗没有了王安石及其周围的变法派 ， 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的培养“耳目”与“股肱” ， 但是遗憾的是 ， 宋神宗将他任用“耳目”、“股肱”的心得延续到了元丰年间——在宋神宗的心中 ， 官员的才能比人品重要 ， 而忠诚又比才能重要 ， 正是基于此 ， 蔡确、邢恕等擅于揣摩上意的小人才能够长久的侍奉左右 。
二、被直言敢谏之臣
占据的台谏宋神宗对于言官的选择有一个大概的标准 ， 即向司马光看齐 。熙宁四年二年 ， 宋神宗向近臣感叹道：“如光者常在左右 ， 人主自可以无过矣 。”元丰五年 ， 新官制即将颁行之际 ， 宋神宗依然向辅臣说道：“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 。”司马光在言职 ， 最大的特点就是直言敢谏 ， 且博闻多识 ， 对很多政事有独到的见解 ， 宋神宗对他非常尊敬且器重 。熙宁年间 ， 宋神宗提拔杨绘、刘挚等人为言官 ， 就是看上了他们直言敢谏 。
【宋神宗|宋神宗的用人特点：重用直言敢谏之臣，也用奸猾小人！】后因他们与变法派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 ， 宋神宗迫于无奈 ， 将他们贬知地方 。元丰年间 ， 宋神宗完全掌握了变法的主动权 ， 对于言官的任命完全自由 ， 与中书多小人相比 ， 这时期的台谏倒显得更加“清流” 。
其代表人物有邓润甫、蔡承禧、周尹、王安礼等 。邓润甫 ， 字温伯 ， 熙宁年间被王安石提拔为编修中书条例 ， 后神宗擢升他为知制诰 。熙宁八年 ， 与邓绾一起治郑侠狱 ， 颇得神宗器重 。郑侠狱过后邓润甫上言：
“近者群臣专尚攻讦 ， 此非国家之美 ， 宜登用淳厚之人以变风俗 。”
因此受到神宗的肯定 。熙宁九年 ， 邓润甫上章参用旧人 ， 又言李宪不可以为征讨安南的将帅 。后又屡次率言官蔡承禧、彭汝砺等人言不可妄兴边事 。元丰元年 ， 因受蔡确诬陷落御史中丞知抚州 。蔡承禧 ， 字景繁 ， 熙宁八年擢为监察御史 ， 蔡承禧大体上是支持神宗推行新法的 。熙宁九年 ， 邓润甫上章参用旧人 ， 在蔡看来“今之患在乎百职之不自任其职而已” ， 因此在他看来朝廷是极其缺乏“精明强敏之士”的 。而宋神宗再次提拔吕惠卿等小人 ， 无疑是加剧了这种状况 ， 蔡承禧屡次上言皆不听 ， 所以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在言职 ， 乞罢 。
熙宁十年 ， 蔡承禧为集贤校理、提点开封府界诸县公事 ， 结束了他的言官生涯 。周尹 ， 熙宁九年任侍御史 ， 对于免役法、钱法之弊均有很深刻的认识 。他曾上言：
“役人仓法太重 ， 募钱太轻 ， 无以自养 ， 不愿就役 ， 上下失所 ， 公私共患 。”又言：“官中见成数百万贯钱 ， 顿为弃物 ， 兼别行改铸 ， 又废一重物料 ， 经隔数月 ， 未能敷及原数 。就令改铸物监每一日铸及三千贯 ， 即一年之内除节假、旬假 ， 实有三百日 ， 课程曰只得九十万贯 ， 以来计三二年间 ， 未满数百万贯 ， 骮日课未必及三千贯之数也 。”
由此可见 ， 周尹不止是一位只会风闻言是的言官 ， 还有很强的行政能力 。但是也正是他这种敢于指出新法弊病的性格 ， 熙宁十年他又上言茶法不便而遭贬黜 。王安礼 ， 字和甫 ， 是王安石的弟弟 。王安礼素不赞成王安石变法 ， 乌台诗案中为苏轼说情 ， 让苏轼少受了许多牢狱之苦 。宋神宗对王安礼的才学颇为推崇 ， 言“安礼于训辞初不经意而典瞻丰润” 。但是王安礼的私生活比较混乱 ， 神宗的诏命一下达 ， 便遭到了御史丰稷的弹劾 。
元丰四年到五年 ， 北宋对西夏用兵 ， 王安礼屡次劝说神宗不可兴兵 ， 并告诫神宗“（徐）禧志大才疏 ， 必误国 。”神宗不听 ， 结果永乐城在徐禧的错误指挥下陷落 。神宗由此才感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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