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名”易改，“实”难变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 ， 是中国经济、社会大发展的三十年 。 在这三十年中 ， 千千万万男女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打工 ， 为城市、为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中国特有的“农民工” ， 为这三十年的大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然而 ， 由于身份限制 ， “农民工”从工资到各项福利都远不能与城市居民相比 。 近几年来 ， 这种不公正、不公平的状况已引起广泛关注 。 因此 ， 一再有人建议要取消“农民工”这种带有歧视性的称谓 。 这种建议当然是出于好心 ， 出发点当然无可非议 ， 但结果反可能有害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 ， 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三十年 ， 必然使大量的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 。 然而 ， 中国的“特殊国情”使这种大转移深具“中国特色” 。 新中国成立初期 ， 确立了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 。 计划经济必然要求对粮食和农副产品全都实行“统购统销” ， 也因为只有“统购统销” ， 才能使工农业产品价格形成“剪刀差”、从农村抽取大量资金优先发展重工业 。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 1956-1957年国务院连续4次发出“防止、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 ， 到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 这种城乡二元结构被固定下来 ， 公民也从此被分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两种壁垒森严的不同身份 ， 而占人口少数的“非农业人口” ， 一直享受着由国家提供的比“农业人口”多得多的各种优惠 ， 农民被严格束缚在土地上 ， 几乎“寸步难行” 。 而且 ， 农民的子女生下来就只能是农民 。 “农民” ， 已不仅仅是一种职业 ， 而是一种与生俱来、难以改变的身份 。改革开放使这种严格、刚性的社会结构渐渐有所松动 ， “公社”的解散、各种票证的废除 ， 使农民开始可以进城打工 。 然而 ， 由于身份的限制 ， 虽然是做工 ， 但身份仍是“农民” ， 在工资和各种劳保福利待遇上远不如城里人 。 尽管如此 ， 用“欢天喜地”形容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进城打工时的心情恐不为过；社会各方也为农民初步能摆脱土地的束缚而喜悦 。 毕竟 ， 几十年来第一次可以自由“进城”；毕竟 ， 进城打工的生活比当时温饱都难有保障的农村要好得多 。现在 ， 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已整整三十年 ，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令世人瞠目 ， 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 但城乡二元化的基本格局并无根本改变 ， 这种状况与改革开放的进程极不相称 ， 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发展 ， 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其实都是这种城乡二元化造成的 。 最大的分配不公 ， 其实是城乡间的分配不公 ， 也就是把一个社会的“传统”和“现代”这两部分格式化 ， 国家的财富资源依旧向城市高度集中 。 这种二元分裂的状况 ， 当然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进步、发展 。 城乡二元化结构 ， 显然已经成为改革的瓶颈 。在这种格局中 ， 农民的“身份”依然没有改变 ， 长期在城里务工仍然是待遇不公的“农民工” 。 现在的“农民工”早由三十年前的欢欣变为争取、维护自己的平等权益 ， 社会也更关注他们的待遇不公 。 这将是社会结构的根本性改变 ， 必将触及、改变极为广泛的利益关系 ， 必定是艰难的 。 在这种“身份制”没有根本改变、“农民工”事实上不能享受同等“国民待遇”之前 ， 仅仅取消“农民工”的称谓不仅无裨于事 ， 反可能因掩盖事实而适得其反 。当事物的性质发生变化后 ， 其名称往往会自然变化 ， 甚至消失 。 曾记否 ， 前些年“农民企业家”还是一个非常流行的称谓 ， 也就是说 ， 虽然已是“企业家” ， 但其身份仍是“农民” 。 这些年来 ， 许多城市对“农民企业家”敞开大门 ， 只要有一定数额投资便可成为该城城市居民 。 “农民企业家”们渐渐摘掉“农民”帽子而成为“企业家” 。 “农民企业家”这一称谓正在淡出 。尽管是出于好心 ， 在“农民工”未得到与“非农民工”同等待遇之前而提出取消“农民工”称谓 ， 仍反映出一种我称之为“名词崇拜”的“流风遗韵” ， 即认为仅改变事物的名称就可改变事物的性质 ， 或不承认某事物之名此事便事实不存在 。 例如 ， “教科书”曾经规定“社会主义没有失业” ， 所以改革开放前虽有失业者 ， 但也不许称为失业 ， 只能称之为“社会青年” 。 改革开放之初略进一步 ， 改称为“待业青年” 。 后来经过一番争论 ， 终于实事求是、名副其实地改称为“失业者” 。 “教科书”曾经规定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通货膨胀” ， 胆敢言“通货膨胀”者即是“政治不正确”的“资”、“右” ， 也是在改革开放后经过一番激烈争论 ， 才可以名正言顺地谈论通货膨胀……因此 ， “农民工”称谓的存在 ， 恰恰时时提醒我们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事实上仍“享受”着“低人一等”的待遇 ， 提醒我们社会结构的变革依然任重道远 。 重要的不是“改名” ， 而是改变“实际内容” ， 即去掉限制人的身份制度 ， 给“农民工”以城里人的同等待遇 ， “农民工”称谓自然便会消失 。“农民工”称谓的存在 ， 恰恰时时提醒我们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事实上仍“享受”着“低人一等”的待遇 ， 提醒我们社会结构的变革依然任重道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