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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业行家|“讨薪”200万，头部券商国泰君安的“尴尬”：紧缺人才转正半年不欢而散

同样是打工人 ， 行家的六位数密码 ， 保护着三位数的某宝余额 。 而这位女士 ， 光是年度绩效奖金就要求200万 。江湖传说 ， 券商人士的年薪以百万计 。 而行家所接触到的金融民工却还在哭穷 。 近期 ， 一则判决书 ， 让行家得以一窥究竟 。
诉讼焦点：要求两百万绩效奖金
10月26日 ， 裁判文书网更新发布了一则判决书 。 涉及当事人与国泰君安的劳动争议 ， 因事实未查清 ， 要求发回重审 。
券业行家|“讨薪”200万，头部券商国泰君安的“尴尬”：紧缺人才转正半年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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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行家看到诉讼标的时 ， 深感亮瞎了钛合金狗眼 。
同样是打工人 ， 行家的六位数密码 ， 保护着三位数的某宝余额 。 而这位女士 ， 光是年度绩效奖金就要求200万 。
话又说回来 ， 这起劳动争议 ， 究竟是什么情况？
行家翻查到此案的一审判决书 ， 试图还原事情前因后果 。
特殊人才：转正半年不欢而散
协会信息显示 ， 当事人此前没有券商从业记录 。 2017年8月起任职于国泰君安 ， 2018年6月离职 。
券业行家|“讨薪”200万，头部券商国泰君安的“尴尬”：紧缺人才转正半年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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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没有证券行业从业经历的人员 ， 为何会成为券商积极引进的“紧缺人才”？既然“特事特办”入职 ， 又为何会在转正后数月便解约？
行家百思不得其解 ， 消耗棒棒糖一根 。
根据判决书提供的线索 ， 行家梳理了时间线 。
话说2017年 ， 国泰君安为补上机构业务的短板 ， 新成立了产品金融部产品创设组 ， 并进行了特殊人才引进 。
由于当事人金女士此前与该组董事总经理吴某有过业务合作 。 吴某看中其工作能力和渠道关系 ， 向国泰君安进行了推荐 。
虽然是内推 ， 但金女士也经过了三轮面试和背景调查 。 2017年4月17日 ， 她与国泰君安签订劳动合同 ， 期限从2017年4月17日至2021年3月17日 ， 包含为期半年的试用期 。
在国泰君安 ， 金女士的职位为产品创设岗 ， 负责代销产品引进及创设 ， 专业职级为执行董事12级 。 试用近七个月后 ， 金女士在2017年11月14日通过转正审批 。
然而 ， 就在转正后不久 ， 金女士就与直属领导吴某发生了矛盾 。 据当事人称 ， 原因是她“拒绝其提出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公司规定、违背职业道德的要求” ， 导致后者“怀恨在心” ， 多方面对其刁难 ， 包括使用“调岗”“降薪”等“非常手段” ， 并将其绩效考核分数从合格的3分下调为1.5分 。
从2018年1月起 ， 当事人多次与直属上司吴某、产品金融部副总经理张某（主持工作）、企业金融部副总经理温某（主持工作）等各级领导沟通交涉 。 但结果并不如人意 。
让行家深表同情的是 ， 2018年3月16日起 ， 当事人的工资、津贴、社保、绩效奖金等福利均被停发 。 而当她进一步“理论”时 ， 却意外发现自己“被旷工” 。
2018年6月22日 ， 国泰君安以“月度考勤累计旷工7天以上”为由 ， 向金女士发送《关于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通知函》 ， 同年6月27日停止了她的门禁和考勤权限 。
对簿公堂：双方各执一词
在“被离职”后 ， 当事人先是向西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支付未发放的工资25.29万元 ， 2017年年度奖金（绩效工资）200万元 ， 通讯费2800元、报销款19188元、未休年假工资3.22万元 。
2019年2月11日 ， 西城区仲裁委作出裁决 ， 支持当事人提出的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诉求 ， 全额支持补发工资和绩效奖金 ， 部分支持报销款项 ， 仅有2017年未休年假工资未获支持 。
双方均不服裁决 ， 起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
从庭审记录来看 ， 现场争辩颇为激烈 。 双方出具的证据更是包括劳动合同、考勤管理办法、考勤记录、薪酬管理办法、绩效管理办法、会议纪要、银行流水、收入证明、微信记录、谈话录音、公证书、绩效申诉单、差旅费票据、证人证言、仲裁庭审笔录、仲裁裁决书等 。
纵观双方争论 ， 主要的矛盾集中在四个方面 。
一是“旷工”事项 。
国泰君安指出 ， 原告在2018年3月16日至4月15日期间的出勤记录显示 ， 共有7天全天旷工 ， 9个半天旷工 ， 考勤不合格 。
原告则出具报销审批单 ， 证明其为因公出差 ， 不存在“旷工”行为 。 同时 ， 有微信记录为证据 ， 其在出勤系统里显示为旷工的时间段 ， 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 且其“在公开场合办公 ， 领导和同事不可能延后知晓其出勤情况” 。
此外 ， 考勤记录同时显示 ， 2018年1月原告无旷工信息 ， 2月则有旷工19天的记录 。 在出勤情况差异极大的情况下 ， 两个月的工资金额基本一致 ， 法院也因此认可原告的证据 。
二是薪酬认定 。
原告称 ， 入职时口头约定薪酬为每月5万元 ， 年终奖200万元至300万元 ， 试用期按照5元的80%实际支付 。 而被告主张 ， 其基本工资是2.5万元 ， 试用期基本工资为其80% ， 与劳动合同约定一致 ， 绩效工资和绩效奖金由公司决定发放条件及金额 。
为此 ， 原告提交了多项证据 。 工资流水单显示在2017年5月19日-11月20日期间 ， 首月实发工资约为3.5万元 ， 其后每月约为2.88万元；转正后首月实发工资为4万余元 ， 其后每月约为3.6万元 。 个税清单证明其每月个税额从7000余元到15000余元不等 。 而2018年1月工资条显示 ， 应发工资包括基本和岗位工资2.5万元 ， 绩效工资2.5万元 ， 合计月薪5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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