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难出头,中产也焦虑:教育机会不平等怎么办( 二 )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9》指出 , 农村教育发展不充分问题不仅是受教育年限问题 , 更根本的是主质量问题 , 即学生认知技能和非认知技能发展问题 。 图源:http://gsbchina.stanford.edu/《知识分子》:我想到你刚刚提到的第二个变化 , 如果说我们使教育机会增加到义务教育的程度 , 教育不平等是否会得到改善?李春玲:应该来说九年义务制教育普及后 , 在小学和初中阶段 , 阶层、城乡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已经大大下降 , 基本上不明显了 。 完成初中教育前就出去打工的现象已经成为极个别现象 。不过 , 义务教育的机会是普及了 , 大家都能上学 , 但并不意味着义务教育阶段的不平等完全消除了 , 义务教育阶段也存在着 “有效维持不平等” 的现象 。 重点中小学和普通中小学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 家庭条件好的都去上重点学校了 , 确保他们以后能考上好大学 。 家庭背景差的那些孩子就比较困难 , 上不了重点中小学 , 考上好大学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关于高中阶段的教育 , 现在也趋于普及了 , 2019年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9.5% , 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的适龄青少年都可以获得高中阶段教育 。高中阶段的不平等则在于它是教育分流的开始 。 在高中阶段 , 阶层和家庭背景的影响作用非常明显 。 优势阶层家庭的孩子 , 进入普通高中 , 基本上就是要考大学的 。 大量的农村孩子和城市贫困者的孩子 , 去了中职和技校 , 未来可能往下走了 , 因为中职和技校毕业之后基本上就是成为收入较低的工人 。下一阶段到高等教育又出现分化 。 上了普通高中的学生 , 一批人去上本科大学 , 一批人去上高等职业院校 , 比例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 。 本科院校再进一步分化 , 就是985、211和其他本科院校的区别了 。 如果到高职院校里去看看学生的家庭背景 , 80%以上都是农村和小城镇阶层地位比较低的家庭的孩子 。《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这样呢?从升学的指标来看 , 是学生自身的成绩起决定性作用 , 但为什么最后观察到的结果却和家庭背景的关系这么大?李春玲:国外的教育社会学家 , 像布尔迪厄和科尔曼的解释是 , 现有的教育制度、教育选拔的过程、学校里的教育规则 , 比较有利于优势阶层家庭的孩子 , 有利于文化资本比较多 , 也就是父母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家庭 。 这些孩子会被培养得比较懂人情往来的规矩 , 比较懂学校里面竞争的规则 。 进入学校后 , 老师会觉得他们是符合标准的孩子 , 对他们更关注 , 他们从而获得老师更多的帮助和更高的评价 。 这些文化也有利于他们更快地学懂老师教的东西 , 在学校既定赛道中 , 成绩就会比较突出 。另一方面是经济资本的作用 。 从教育产业化来说 , 家庭经济条件好一点的 , 有更多的资源去投资孩子的教育 , 从小就让孩子上各种课外培训班 , 让他们有多方面的能力 , 特别是适应学校教育规则的能力 。 家庭的经济资本作用越来越强 , 这是最近比较明显的趋势 。不过 , 教育不平等的根源还是宏观层面的社会不平等状况 。国际比较显示 , 收入差距较小、阶层地位差异不太突出的社会(比如北欧国家) , 教育不平等程度较小 , 而教育不平等程度较小 , 又有利于社会公平;反之 , 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 , 教育机会竞争更加激烈 , 教育机会分配更加不均衡 。 由于这些社会阶层分化比较突出 , 人们的地位差异凸显 , 人们会有很强烈的地位焦虑 , 所谓 “中产阶级的焦虑”:觉得我本人或者我的孩子都不能落到社会底层上去 , 我得让我的孩子永远往上走 , 起码保持中产阶级的地位 , 或者进一步加入精英层 。那么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投资孩子的教育 。 也就是说 , 如果社会的不平等比较严重 , 就会导致有资源的家庭拼命加大对孩子教育的投入 , 而他们投入越多 , 就会导致他们的孩子跟贫困家庭的孩子的差距拉得越大 。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收入的差异、社会地位的差异 , 但是如果这样的差异是公平竞争的结果 , 那就没问题 。 虽然结果是不平等的 , 但是过程是公平的 , 相对来说大家是可以接受的 。在社会学的分析中 , 成功的因素在个人层面上分为两种 , 一种叫先赋因素 , 不以个人能力转移的;一种叫自致因素 , 是自己能决定的 , 能够通过努力去争取的 。 如果都是由自致因素来决定一个人能否成功 , 这样的竞争就是绝对公平的 。 但如果是用先赋因素来决定 , 只是因为出生比较差的家庭 , 再怎么努力也成功不了 , 那这就是不公平了 。现在我们说教育的竞争过程不公平 , 主要是这个问题 , 家庭背景作用太强了 , 导致了不公平 。《知识分子》:中产如此焦虑 , 是因为在我们国家现阶段 , 他们所处的阶层随时都有可能往下跌落吗?李春玲:我们国家中产的地位状况 , 相对来说并不是非常不稳定 。 但是因为我们国家的中产是一个新现象 , 现在中产父母许多人都是第一代中产 , 是他们努力竞争、拼命工作获得了中产地位 。 他们的孩子是(第一批)中产二代 , 于是中产一代对于他们的孩子未来阶层地位的维持就很焦虑 , 他们认为 , 必须培养孩子很有竞争力 , 才能使他们的第二代保持中产或者更上一层楼 。 这是我们国家现阶段性的特征 。如果社会的贫富差距不那么大 , 大部分人都在社会中间层 , 富人跟穷人都很少 , 这种情况下 , 父母就不会有那么强的 “地位焦虑” , 就没有那么大的动力拼命投资子女教育 。 比如在上面提到的北欧国家 , 大家都去上公立学校 , 学校的教育质量也差不多 , 毕业后该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 , 收入差距也不大 , 教育的不平等就不那么明显了 。02 家庭背景的影响 , 甚至可以延伸至职业初期《知识分子》:你在2014年一篇关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研究中提到 , 每一阶段的就读学生升学进入小学、初中、高中的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 , 分别是是4.9倍、3.6和1.9倍 , 进入大学的机会反而没有显著差异 。 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 , 觉得最后能够进入大学这道窄门的农村学生 , 底下可能是无数个没有能上小学、没能上初中、没能上高中的农村学生 , 把他们托举上去的 。李春玲:这里的倍数差异不应该用“机会” , 而应该是统计学上的 “机率” , 或者叫 “比率比” 。 它的计算方法是:将升学的和未升学的相比 , 得到升学的 “比率” , 再将城乡之间的 “比率” 进行比较 。 可以通俗理解为城乡之间的差异程度 。 不过 , 这个数据反映的是 “40后” 到 “80后” 这几代人的整体情况 , 最近十年因为义务教育的普及 , 中小学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已经大幅下降了 。进入大学之后 , 985、211高校的毕业生和高职院校的毕业生 , 都很容易预测到未来大概的前途 。 对于前者 , 大学阶段的竞争中家庭背景的作用基本上不明显了 , 比如能不能拿到各种奖项和奖学金 , 能不能当学生干部 , 能不能考试排名在前 , 主要取决于个人努力 。 这些竞争的结果会影响到毕业后找什么样的工作 。 即使是从穷人家庭出来的孩子 , 受到的负面影响也比较小 。 可能是因为他们智商比较高、学习比较勤奋、成绩比较好 , 更能冲破家庭背景的阻碍 。 在高职院校 , 家庭背景的作用也不明显 , 因为家庭背景好的都不会在这 , 在高职院校里大家家庭背景都差不多 , 本身已经是家庭背景导致的一个结果 。而处于“夹心层”的普通大学毕业生 , 可上可下 , 他们未来的前途跟家庭背景的联系就更密切 。 家庭背景比较好的 , 可以帮助他们 , 比如说在校期间就拿到各种奖项和好成绩 , 当学生干部、入党之类的 , 文化再生产效应非常强 。 毕业找工作 , 家庭有资源的 , 也可以帮助找到好工作 。也就是说 , 家庭背景的影响从教育机会竞争 , 延伸到了职业发展的起步阶段 。《知识分子》:户籍制度在教育机会不平等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比如说 , 作为外地人 , 我在北京缴税、缴社保 , 提供了北京发展社会福利所需要的资本 , 但我的孩子因为户口限制无法享受北京在教育方面的社会福利 , 这会不会使地区间的教育不平等变得更大?李春玲:这个说得挺对的 。 户籍制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 尽管它已经日益宽松、开放了 , 但是对于教育而言更加重要了 。 主要体现在 , 优质教育机会越多的地方 , 户口对于子女教育的影响就越大 。 同时在现有高考政策下 , 例如 , 很多跟着父母在北京生活、上学的孩子 , 大概到初二、初三就必须回户口所在地上学 。 对于高收费的私立学校 , 有些家庭比较富裕的话 , 可以克服户口的障碍 。 但始终绕不开高考这一关 , 富人的孩子要么就出国留学 , 不参加高考;如果要进入高考系统来竞争 , 就绕不开户籍制度的因素 。当然 , 如果不是因为子女的教育 , 北京户口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影响都不大了 。03 改善社会不平等 , 可以从缩小教育不平等入手吗?《知识分子》:在社会其他方面存在不平等时 , 教育分流的结果肯定也不会是合理的 。 那能否先从教育不平等的问题下手 , 去促进、实现社会其他方面的平等?李春玲:是可以的 。 现在教育的自然竞争过程当中 , 因为教育制度的特性、人才选拔过程的特性等等 , 必然是家庭背景好的、资源多的孩子竞争力更强 。 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做到教育的平等 , 但不平等是可以缩小的 , 各个国家也都在努力缩小 。 缩小了教育的不平等 , 不是说就能改变了社会的阶层结构 , 让大家都处于平等地位 , 这也是不可能的;它只不过让出身于较低阶层家庭的孩子 , 也有机会能够实现上升流动 , 不是祖祖辈辈都在社会底层 , 还有希望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命运 。促进教育平等的一个最大的作用 , 就是让大家看到努力的价值 , 让他们有个追求的方向 , 有一点上升流动的希望 。 尽管努力之后没有获得最好的结果 , 但应该也不会太差 , 总能找到一份工作 。国家政策也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 以前说到高等教育不平等 , 媒体关注比较多的一点 , 是985高校的农村生源比例不断下降 。 教育部门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 采用了一些政策提升农村生源比例 , 比如 , 教育部门规定重点高校招生 , 来自农村和贫困地区的生源必须达到相应比例 。 像北大清华 , 每年都会有特定的招生计划 , 专门针对边远地区、落后地区、贫困地区最穷家庭的孩子 , 降低分数线招入大学 。 这个政策从2012年开始 , 实施了几年 , 现在可以看到985高校的农村生源比例在上升 。 另外 , 对西部地区高考成绩比较差的省份 , 国家也采取了一些优惠政策 , 比如西部定向招生 , 扩大西部省份招生名额 。当然 , 这些政策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 比如 , 增加了西部省份的招生名额 , 另外一些省份招生名额相对比例下降了 , 考生家长会有意见 。 但从国家层面来说 , 它必须采取这些调节政策 , 要不然差距就会越拉越大 。 学校里 , 一些老师们也有意见 , 说这类学生考分低、能力差 , 让985高校的学生质量下降 。 实际上这些学生的比例很小 , 对学校教学质量的影响应该不大 。但是 , 对于这些学生个人来说 , 影响却很大 , 他们的命运可能由此改变 。 而他们的成功会产生社会效应 , 给与他们同样背景的孩子带来希望 , 激励他们努力奋斗 。《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上大学的孩子 , 尤其是985高校的学生 , 最后还是留在了城市 , 也就是说农村的这一部分孩子被拉了出来 , 但是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 , 可能并不会产生变化 。李春玲:当然 , 光通过这样一个政策 , 要完全消除城乡之间差距是达不到的 , 只不过政策有助于缩小差异 。 城乡之间的不平等 , 是全方位的不平等 , 而且是几十年制度安排导致的结果 。消除城乡差距需要多方面的政策 , 比如加大对农村的投入 , 比如提高农产品的价格 , 扶贫减贫等等 。 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缩小应该有十几年了 , 这也是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的作用 。 教育政策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 要真正有效地消除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 , 需要教育政策配套其他社会政策共同发挥作用 。近些年来国家一直在强调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 至少在地区内部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 。 它针对的是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学校间的差异 , 尤其是教育设施和师资水平的差异 。 在这个政策下 , 所有的小学和初中 , 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 , 全部用统一的标准 。改革其实有很大成效 。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 , 仅 “十三五” 时期中央财政累计安排经费7495亿元 , 投入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中小学教育设施改善 , 至2020年全国95%的县实现了义务教育基本均衡 。 这有助于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 , 不过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 , 比如说师生比可以达标 , 但老师的教学水平还是会有差异 。 这个就不是国家财政投入钱能解决的了 , 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最近正在推行的新政策是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 社会本身缺技术工人 , 技术工人在劳动力市场很紧缺 , 找工作很好找 。 但目前职业教育的质量总体不高 , 培养不出市场需要的技术工人 , 所以从职业学校毕业还是找不到好工作 , 许多毕业生只能从事低收入的工作 , 就业缺乏稳定性 , 社会地位不高 , 上升社会流动机会很少 。现在政府想改变这种状况 , 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 , 让接受职业教育的这些人 , 拿到的文凭也很硬 , 也能找到好工作 。 他们就业稳定了 , 收入高了 , 社会地位也会提高 , 而不是上了职业学校就落入社会底层 。这个政策还在推进中 , 目前还没有见到明显成效 , 但我觉得这个发展方向还是正确的 , 是有利于缩小教育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 。04 教育再生产不平等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知识分子》:教育本身是使社会阶层差异合理化的一个工具 , 还是说作为阶层流动的一个渠道存在?李春玲:教育本身有多方面功能 , 既有正向功能:选拔培养人才 , 提供社会流动机会;又可能产生负向作用:阶层地位的再生产 , 维持甚至强化现有的社会不平等 。每个社会都需要培养人才、选拔人才 。 功能主义理论家强调教育的正向功能:通过教育进行筛选 , 把有才能的人、勤奋的人 , 分配到能够获得高收益的社会位置上 , 同时 , 教育也向低阶层家庭的孩子提供了上升社会流动的机会 。通过教育的选择过程 , 人们被分配到高低不同的社会地位上 , 也就是我们说的社会分层 。 如果这个分配过程比较公平 , 人们就比较容易接受 , 对各自的地位比较安心、满意 。 社会的上层、中层、下层都各安其位 , 这个社会才会比较稳定 , 大家的认同度也比较高 。但问题在于 , 由于教育机会分配不平等的问题 , 家庭资源比较多的孩子更顺利地在教育竞争中胜出 , 走向更高的社会地位;而一些有能力的孩子 , 因为家庭背景而在教育竞争中被淘汰 , 最后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 , 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和社会排斥感 , 产生不满情绪 , 导致社会问题 。 比如 , 现在社会上盛行各种各样的诈骗犯罪行为 , 许多骗子智商并不低 , 甚至掌握一些新的互联网技术 , 他们多数是农二代或贫二代 , 但找不到与其能力匹配、收入较高的工作 , 转而通过违法渠道去赚钱 。《知识分子》:这两种功能在特定社会里 , 发挥作用如何呢?是促进平等、促进流动的作用发挥得更好 , 还是导致了更严重的不平等?李春玲:这取决于社会特定的大环境 , 整个社会的不平等状况怎样 , 教育系统、教育体制是什么状况 , 教育政策如何 。 前面我提到过 , 整个社会的公平程度 , 会影响教育不平等的状况 。 同时 , 不同的教育体制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 社会政策和教育政策也发挥重要作用 。 教育本身是中立的 , 可以发挥双面性作用 , 但是它怎么发挥作用 , 发挥哪方面作用 , 要取决于具体的社会条件、制度安排和具体政策 。就我们国家来说 , 这两个作用都存在 。 比如高考 , 虽然常被批评唯分数论 , 但目前来看 , 高考还是低阶层家庭的孩子上升流动的重要渠道 。 但是 , 最近这十几年的发展趋势显示出 , 教育的阶层再生产作用越来越突出 。这有多方面的原因 , 一方面是宏观层面的社会不平等和阶层差距在拉大 , 这是我们现阶段性的特征 。 要真正要缓解教育的不平等 , 最根本上还是要缩小整个社会的不平等 。另外就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政策 , 也在造成不平等 。 比如择校现象、学区房现象 , 就是因为我国中小学教育体制中区分了等级: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 , 重点学校还进一步区分省重点、市重点、区重点和县重点 , 这种等级制度比如会强化教育的不平等 。 现在教育部门也想解决这个问题 , 买了学区房未必100%就能上好学校 , 例如北京地区从今年开始就改为多校划片和抽签了 。 但短期内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 局部的招生政策调整无法根除这一现象 。教育产业化迅猛发展的趋势 , 使阶层再生产的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 。 原来的分化是在公立学校的重点与非重点之分 , 现在又在公立学校之外出现了私立学校 。 在有些地区 , 通过公立的重点学校办私立的分校 , 把一些优质公立教育资源转移到了私立学校 。最典型的是上海 。 原来上海最好的中小学都是国家投入的公立学校 , 但是公立学校也想产业化 , 学校要创收 , 学校老师要提高收入 , 于是这些最好的公立学校就去办私立学校分部 , 把最优质的师资资源转移到弄到自办的私立学校里去 , 收很高的学费 。 这就导致有钱人家的孩子可以享受最优质的教育资源 。近年来的一些教育改革政策 , 使原有的课堂教学内容移出到课外 , 刺激了课外辅导产业的迅猛发展 , 这也强化了家庭背景在教育中的作用 。《知识分子》:在教育社会学中 , 一般用职业和收入来作为教育结果的衡量指标 , 这是否会忽视掉教育的其他功能?李春玲:我们主要是从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角度来考察 , 即教育对于获得一个更高的社会地位发挥了什么作用 , 教育的经济回报率(对收入的影响)和教育对职业地位获得以及职业流动的正向作用 , 可以很好地反映出教育在这方面的作用 。 当然 , 这类研究确实并较少考虑教育对一个人的全面影响 , 比如说对幸福感、满足感等主观感受的影响 。 可能一个人考进了985高校学了一个热门的专业 , 未来发展前景很好 , 但其实他/她并不喜欢这个专业 , 只是因为这个专业就业前景好、未来收入高而选择它 , 幸福感不强 , 反而影响心理健康 。 教育与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 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的主题 。应该说教育社会学涉及的主题还是很广泛的 , 包括学校的课程教育、教育的过程等 。 但国内社会学研究教育问题主要集中在教育不平等 , 因为这些年教育不平等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知识分子》:教育还可能带来哪些其他的结果?比如说我读人口学的文献会提到 , 生育率的下降可能是整体教育水平提高的一个结果 , 性别观念上更加平等 , 也是教育水平提高的一个结果 。李春玲:如果这样来说 , 教育的影响就太多了 。 对生育率的影响 , 很明显的就是女性文化水平越高 , 生孩子越少 , 教育跟生育率是负相关的 。 一般来说教育水平高的女性 , 因为受教育时间长 , 生育的时间就会晚 。 并且教育水平越高 , 事业心越强 , 越关注从工作方面获得的满足感 , 就可能不要孩子 , 或者说少要孩子 , 以免影响她的工作和事业追求 。另外 , 教育对价值观念影响很大 。 在我们的研究中 , 解释人们价值观念的差异 , 教育水平是很重要的变量 。 教育伴随人成长 , 人最主要的的思想、观念、行为等等 , 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的 。 教育对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知识分子》:说到性别 , 我所看到的文献里 , 大部分在衡量家庭背景时 , 似乎都会选择父亲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作为变量 , 为什么很少考虑母亲的因素?李春玲:其实现在的研究一般不会只考虑父亲的影响作用 , 而是越来越重视母亲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 。 以前的传统家庭里 , 父亲的职业地位和教育水平都比母亲高 , 因此在实证研究中 , 一般是用父亲的文化水平来代表家庭的文化资源 , 父亲的职业地位代表家庭的阶层地位 。 但是 , 现在情况发生变化 , 女性地位不断提高 , 特别是女性平均教育水平提高很快 , 夫妻教育水平已经非常接近了 , 所以现在的研究基本上都会综合考虑 , 比如用父亲和母亲受教育年数总和代表家庭文化资本 。如果把父亲和母亲的教育水平分为两个变量来考察 , 那么母亲的教育水平的影响效应一般大于父亲教育水平的作用 。 因为现在的中国家庭里 , 孩子的培养教育主要由母亲来承担 , 母亲教育水平高低对孩子的影响更大 。05 教育体制对于教育不平等有何影响?《知识分子》:在教育系统中 , 学校、老师和教育系统本身 , 能否发挥弱化不平等的作用?还是说完全是受到国家的影响?李春玲:社会大环境和国家政策导向是决定教育不平等上升还是下降的关键 , 教育体制也很重要 , 而具体到每一个学校的招生规则、教学安排 , 老师的教学方式 , 等等 , 主要还是由前面几个宏观因素所决定 。 比如 , 学校等级分层(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区分以及985、211与非985、211高校区分) , 中考和高考制度等 , 决定了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必定把考试分数放在第一位 。特别是我国的教育体制有比较突出的中央集权化特征 , 强调全国统一规划 , 学校的自主性较少 。 比如 , 每年的大学招生名额由国家统一计划分配 , 各个地区、各个大学的招生人数不是大学自己决定 , 而是由教育部统一分配 。 教育部还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以及教学标准(比如师生比、生均经费、各种教学设备标准等等) 。 这是我们国家教育体制的特色 , 比其他国家都要更加中央集权化 。这有历史原因的 。 我们国家本身人口比较多 , 教育规模庞大 , 同时地区差异很大 , 国家需要通过统一管理分配教育资源去平衡全国各地的需求状况 。 但是原来这个系统运作下来 , 给一些大城市的名额特别多 , 比如说北京、上海 , 国家暗含的想法是 , 因为这些大城市本身好学校多 , 好学生也比较多 , 所以应该多给一些名额 。 这是长期导致的 , 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格局 。对社会公众来说 , 他们很关注的是地区之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 但是这确实涉及到各个地方的利益 , 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 , 国家在中间只能慢慢地协调 , 比如增加了西部省份的名额 , 但就引起了其他省份的不满 。高度中央计划性的教育体制和教育资源分配方式 , 既有优点也有缺点 。 优点是可以集中资源办大事 , 这一点在较为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发展教育十分关键 , 过去几十年我国教育发展能取得巨大成就 , 比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 , 提升我国精英大学和高科技研究的国际竞争力等 , 充分体现了这种体制的优势 。 但缺点也很明显 , 资源浪费和资源分配不公 , 边缘地区和边缘弱势人群往往受到忽视 , 从而导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的教育不平等问题突出 。不过 , 这并非意味着 , 学校和教师完全不能采取行动改善教育公平状况 。 现在有一些教育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 , 尝试多种教育改革实践 , 比如帮助建设边缘山区小微学校 , 为那些国家教育体系所忽视的孩子提供更高的教育环境 。《知识分子》:在我们当下的社会 , 教育是不是非常重要、乃至唯一的社会流动渠道?李春玲:它是最重要的社会流动渠道 , 但不是唯一的 。 比如也有文化水平不高但是创业成功的人 。只要是现代化、工业化的社会 , 教育都是主要的社会流动渠道 。 教育的选拔机制是体现能力的一个方式 。 另一方面 , 教育是一个培养人的机制 , 可以提高人的能力 。一般来说 , 要在教育上获得成功 , 个人努力的成分还是很重要 。 要能力比较突出 , 要比较勤奋 。 这决定了教育竞争总的来说还是相对公平的 , 给底层民众提供了社会流动的渠道 。 相较于前工业社会里传统的贵族身份或者类似于印度的种姓制度 , 这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表现 。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可以通过政策、可以通过人们的努力去改进的 。 虽然没办法做到完全消除不平等 , 但是我们可以降低这种不平等 , 让教育能够更多发挥的正功能 , 让大家看到努力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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