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与“李约瑟难题”( 三 )
3 冯友兰对“李约瑟难题”的进一步思考冯友兰在《为》文中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虽然启发了后人 ， 但却略显简单 ， 没有进一步揭示出心理因素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 而且有些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 比如将地理、经济、气候条件都看成是形成历史的布景 ， 而认为“使历史成为实际的原因是求生的意志和求幸福的欲望”等 。 好在这一切随着他二三十年代对于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则的认同 ， 得到了克服 。 他以后虽然没有再专门为此写过文章 ， 但在他的哲学研究 ， 尤其是哲学史研究中 ，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发展 。在1931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册中 ， 冯友兰又专门指出了中国哲学的弱点 ， 这可以看成是对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自然科学回答的两点补充 。 其一 ， 一方面 ， 中国人不喜欢为知识而求知识；另一方面 ，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 不能显著地将个人与宇宙分开 。 因此 ， 认识论问题一直未成为中国哲学中之重要问题 ， 认识论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 物我不分 ， 显然不能使科学得到发展 。 冯友兰写道：“中国哲学迄未显著地将个人与宇宙分而为二也 。 西洋近代史中 ， 一最重要的事 ， 即是‘我’之自觉 。 ‘我’已自觉之后 ， ‘我’之世界即中分为二：‘我’与‘非我’ 。 ‘我’是主观的 ， ‘我’以外之客观的世界 ， 皆‘非我’也 。 ‘我’与‘非我’既分 ， 于是主观客观之间 ， 乃有不可逾越之鸿沟 ， 于是‘我’如何能知‘非我’之问题 ， 乃随之而生 。 在中国人之思想中 ， 迄未显著地有‘我’之自觉 ， 故亦未显著地将‘我’与‘非我’分开 。 ”物我不分 ， “我”与“非我”不分 ， 又如何能认识世界、认识自然 ， 产生科学呢？其二 ， 由于中国哲学家多讲内圣外王之道 ， 主张“太上有立德 ， 其次有立功 ， 其次有立言” ， 因此中国人一向不喜欢著书立说 ， 中国哲学家多未竭全力以立言 ， “故除一起即灭之所谓名家者外 ， 亦少人有意识地将思想辩论之程序及方法之自身 ， 提出研究” ， 所以 ， 逻辑 ， 在中国亦不发达 。 而逻辑却是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必要前提之一 。 伽利略说过 ， 经验和推理是科学赖以建立的两根支柱 。 爱因斯坦更是明确地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 ， 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 ， 以及通过系统的试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 。 ”可见 ， 中国的哲学传统 ， 既没有使认识论发达起来 ， 从而不能让人研究自然 ， 获得经验；也没有使逻辑发达起来 ， 从而让人们进行推理 ， 获得精确 。但这些仍然没能解释中国传统理想背后的物质原因 。 这个任务是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完成的 。《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友兰在学术思想最臻圆熟、观点又比较中立的40年代写下的 ， 但书中却洋溢着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 。 在这里 ， 他已不再满足于阐释中国哲学的特点 ， 如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 ， 认为哲学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 ， 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人的最高成就就是成为圣人 ， 实现个人与宇宙的统一；哲学所讲的是内圣外王之道等 。 而是进一步深入到这种传统的背后 ， 开始探讨之所以会有此种传统的原因 。 他甚至已不再认为地理、气候、经济条件等只是形成历史的布景 ， 而认为 ， 中华民族的地理、经济背景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的真正原因 。 他写道：“在思想的时候 ， 人们常常受到生活环境的限制 。 在特定的环境 ， 他就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 ， 因而他的哲学也就有特定的强调之处和省略之处 ， 这些就构成这个哲学的特色 。 就个人说是如此 ， 就民族说也是如此 。 ”他指出 ， 中国的特定的地理条件 ， 决定了古代中国人的经济条件 。 “由于中国是大陆国家 ， 中华民族只有以农业为生 。 ……在农业国 ， 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 。 所以贯穿在中国历史中 ， 社会、经济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总是围绕着土地的利用和分配 。 ” 由于农业关系到生产 ， 而商业只关系到交换 ，他们在对待农业和商业的态度上 ， 存在着天然的本末之别 ， “不仅在经济上农业比商业重要 ， 而且在生活方式上农也比商高尚” 。 因此 ， “上农”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主要基础 ， 它是儒家和道家的共同根源 ， “它们是不同的两极 ， 但又是同一轴杆的两极 。 两者都表达了农的渴望和灵感 ， 在方式上各有不同而已” 。 “上农”同时还限制着中国哲学的方法论 。 由于农所要对付的 ， 例如天地和庄稼 ， 一切都是他们直接领悟的 ， 所以他们的哲学家也以对于事物的直接领悟作为他们哲学的出发点 。 这种思维方式决定着中国哲学中认识论和逻辑学不可能发展起来 。 同时 ， “上农”的生活态度还使得“他们赞美自然 ， 谴责人为 ， 于其淳朴天真之中 ， 很容易满足 。 他们不想变化 ， 也无从想象变化 。 中国曾经有不少的创造发明 ， 但是我们常常看到 ， 他们不是受到鼓励 ， 而是受到阻挠” 。 与大陆国家的情况相反 ， 海洋国家的人 ，比如说希腊人 ， “他们有较多的机会见到不同民族的人 ， 风俗不同 ， 语言也不同；他们惯于变化 ， 不怕新奇 。 相反 ， 为了畅销其货物 ， 他们必须鼓励制造货物的工艺创新 。 在西方 ， 工业革命的最初发动在英国 ， 也是一个靠商业维持繁荣的海洋国家 ， 这不是偶然的 。 ”冯友兰的上述考察 ， 可以看成是他以前对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问题的回答的补充和深化 ， 这种补充和深化找到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所以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原因 ， 从而完成了从哲学上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 。 这里 ， 我们不妨将他的答案集中地概括一下：由于中国是个大陆国家 ， 这就天然地决定了古代中国的以农业为主、商业极不发达的经济状况和中国人的农的生活方式 ， 而这些又决定了他们的重农轻商的生活态度和思想观念 。 其进一步结果有二：一是使得他们在思维方式上呈现出以直觉为主的形态 ， 这种思维方式不仅无法区分主体和客体 ， 因为在这里认识者和被认识者是一个整体 ， 所以人们无从认识自然 ， 无法获得关于自然的经验认识；同时 ， 又使得思维中的推理和论证成为多余 ， 进而使得作为近代科学基础的实验法和归纳法没能发展起来 。 二是“上农”的生活态度发展出崇尚自然、谴责人为的基本观念 。 他们不想变化 ， 也无从想象变化 ， 他们的生活是顺乎自然的 ， 阻挠变革是他们的基本生活态度之一 。 这些 ， 就是中国不具备孕育近代自然科学条件的物质和哲学上的原因 。这种解释是符合唯物史观的 。 同时 ， 做出这种解释 ， 也为冯友兰以后的哲学立场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 这也进一步证明了这样一种观点：解答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问题 ， 是贯穿冯友兰一生全部哲学活动的线索 。 从青年到老年 ， 从早年到晚年 ， 他一直在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思考 。 他在批判地考察中国哲学传统的同时 ， 又继承和发展着中国固有的传统 ， 并且自始至终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充满信心 。 他虽然认为中国的哲学传统注定了不可能孕育出近代自然科学 ， 但他却相信中国哲学必将对世界做出贡献 ， 他甚至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那篇奠基性文章的结尾就已经指出：“如果人类将来日益聪明 ， 想到他们需要内心的和平和幸福 ， 他们就会转过来求助于中国的智慧 ， 而且必有所得 。 ”及至临终前 ，他仍坚定地认为“中国哲学一定会大放光彩” 。 现代科学的发展所带来的诸多负面效应 ， 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的方兴未艾 ， 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 ， 乃至于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对中国文化在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方面所寄予的巨大希望 ， 已经证明了冯先生所言之不谬 。 因此 ， 通过对冯友兰与李约瑟难题的关系的考察 ， 不仅能理清冯先生一生的心路历程 ， 而且可以看到他对于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的眷恋与热爱 ， 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其“阐旧邦以辅新命”的深层含义 。 唯其如此 ， 笔者才愿意指出其与李约瑟难题的这种终生的情结 ， 发掘其思想中的这一一向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方面 。作者：杜保友来源：《新视野》 2006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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