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与“李约瑟难题”( 二 )
冯友兰故居的雕塑2 冯友兰对“李约瑟难题”的初步回答冯友兰在《为》文中提出了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问题之后 , 立即从哲学上作出了初步回答 。 此后他虽然没有再为此而专门写过文章 , 但他对于这一问题却给了终生的关注 。 在以后的哲学史研究和哲学体系的创造中 , 他随时注意修正、丰富和完善自己曾经做出的解释 。 这就使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显现出一个发展的过程 。在《为》文中 , 冯友兰从人的思想动机出发 , 来解释中国没有产生科学的原因 。 他说:“地理、气候、经济条件都是形成历史的重要因素 , 这是不成问题的 , 但是我们心里要记住 , 它们都是使历史成为可能的条件 。 它们都是一场戏里不可缺少的布景 , 而不是它的原因 。 使历史成为实际的原因的是求生的意志和求幸福的欲望 。 ”接着他考察了中国哲学中关于善和幸福的观念 。 他指出 , 在中国哲学的源头 , 曾同时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理想类型 , 即儒家、道家和墨家 。 其中 , 道家主张复归自然 , 认为全能的“道”给予万物以其自己的自然 , 在其自然中万物得到自己的满足 。 因此 , 万物在其自然状态中都是完善的 , 不需要人为 , 人为只会扰乱自然 , 产生痛苦 , 正所谓“凫胫虽短 , 续之则忧;鹤胫虽长 , 断之则悲 。 故性长非所断 , 性短非所续 , 无所去忧也 。 ”因此人所应当做的 , 就是遵循着自己的自然 , 满足于自己的命运 , 而不应当试图去改造自然 , 与命运抗争 。 这就要求我们去认识自己 , 控制自己 , 向自己去求“道” , 因为“道”就在我们之中 。 于是为道的方法 , 就不是人为地在道上面加些什么 , 而是把早已人为地加在道上面的东西去掉 。 这就决定了那些试图掌握改变自然知识的人的努力 , 是毫无价值的 。 与道家相反 , 墨家则主张人为 , 其基本观念是功利 , 判断一切的标准在其是否有用 。 其最高理想是有最多的人口 , 必需的物质财富 , 人民和谐相处 , 相亲相爱 。 但由于人性并不完善 , 人类太近视 , 看不见自己的长远利益 , 因此要实现这一理想 , 只能靠权威、靠教育、靠人为 。 因此墨子时刻准备着向一切他以为不能与财富、人口的增长相容的事物作战 。 “墨子确实是一位教导人们在外界寻求幸福的哲学家 。 他不像道家那样想 , 他不以为人在自然状态中最幸福 , 不以为人需要做、应当做的是复归自然 , 相反的正是要摆脱自然” ,所以墨家的精神是科学的 。 儒家则是对道家和墨家的调和 , 主张中道 。 但是在孔子之后 , 儒家却分成了两派 。 以获得儒家正统地位被视为孔子合法继承人的孟子为代表的一派 , 比较接近自然这一端;另一派以荀子为代表 , 比较靠近人为这一端 。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 , 因此人应当求其“在我者” , 而不应控制在他之外的东西 。 因为人的内心有上天赋予的天理 , 他可以从中获得真理和幸福 。 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矣 , 反身而诚 , 乐莫大焉” 。 可见 , 正统儒家很接近道家 , 而去墨家甚远 。 “幸福和真理都在我们心里 , 只有在我们心里 , 不是在外部世界里 , 才能求得幸福和真理” 。 自认为是儒家真正传人的荀子 , 则宣称人性是绝对的恶 , 所以需要改善人性 , 要用征服自然来代替复归自然 。上述同时兴起的儒、墨、道三家 , 为了生存 , 彼此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 斗争的结果是 , 可怜的墨家完全失败 , 不久就永远消失了;而儒家中接近墨家的荀子思想 , 也未得到继承和发展 , 他的学说 , 和秦王朝一起 , 很快而且永远的消亡了 。 自此之后 , 中国哲学中的“人为”路线再也没有出现了 。佛教的传人是外来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第一次入侵 , 但佛教非但没有改变“自然”型哲学主宰中国思想的沉寂局面 , 反而使得它的垄断地位更加稳固 。 因为佛教虽不同于儒家和道家 , 但本质上也属于极端“自然”型的哲学 , 它在中国站稳脚跟后 , 便和儒家、道家一起盘踞在中国人的思想深处 , 使得中国人的心灵长期徘徊于儒、释、道之间 。到宋朝时 , 儒、释、道被一些新的天才人物合三为一 , 于是“新儒家”便登上了历史舞台 , 开始主宰中国人的心灵 。 新儒家不同于原来的儒家 。 原来的儒家认为 , 人性虽然是善的 , 但其善只不过是个萌芽 , 是个“端” 。 而且 , 人性中除了善的成份之外 , 还有些其他成份 , 即人欲 , 这些成份本身无所谓善恶 , 但若不适当控制 , 就会通向恶 , 因此人生来并不是完善的 , 只有内心的理性完全发展了 , 低级的欲望全部消除了 , 才能成为完人 。 而新儒家却认为 , 人生来就是完善的 , 人的心灵虽然为人欲所蔽 , 但只要清除了这些人欲 , 真正的心灵就会如钻石般自放光芒 。 因此 , 人所应该做的 , 就是认识和控制自己的心灵 , 就是去人欲以存天理 , 以成为圣人 , 以获得最大的幸福 。在考察了指导中国心灵的理想之后 , 冯友兰指出:“何谓善 , 中国的观念就是如此 。 ……中国 , 自从他的民族思想中‘人为’路线消亡之后 , 就以全部精神力量致力于另一条路线 , 这就是 , 直接地在人心之内寻求善和幸福 。 ” 在这样一种幸福观的支配之下 , 科学是无法产生的 , 因为科学的用处 , 按照笛卡尔和培根的说法 , 就是为了确实性和力量 , 也就是为了认识自然和控制自然 。 为了确实性 , 要认识自然 , 就需要从物出发 , 研究自然界 , 并在这一过程中 , 养成精确、严密的思维习惯 。 而中国的思想却是从各人自己的心灵出发 , 他们希望知道的只是他们自己 , 因此只要自己体验就够了 , 无须证明 , 不需要科学的思维方法 。 他们同样不需要科学的力量 , 因为他们希望征服的也只是他们自己 。 在他们眼中 , 智慧的内容不是理智的知识 , 智慧的功能也不是增加物质财富 。 既然不需要科学的确实性 , 又不需要科学的力量 , 科学自然也就没有任何用处了 。 没有用处 , 又怎么可能发展起来呢?因此 , 中国未产生科学 , 是因为 , 在中国人看来 , 他们不需要科学 。而西方则不同 , 他们的哲学属于“人为”路线 , 其精神是认识和证实外在的世界 , “他们首先力求认识它 , 对它熟悉了之后就力求征服它 。 所以他们注定了要有科学 , 既为了确实性 , 又为了力量” 。 可以想象 , “如果中国人遵循墨子的善即有用的思想 , 或者遵循荀子的制天而不颂天的思想 , 那就很可能早就产生了科学” 。 这个猜测是有事实根据的 , 因为在《墨子》、《荀子》中的确有许多科学的萌芽 。总之 , 在《为》文中 , 冯友兰是把“求生的意志和求幸福的欲望”等思想因素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原因 , 认为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根源 , 在于中国不同于西方的于心中获得最大幸福的幸福观 。 这种幸福观决定着他们不会产生对科学的需求 , 在这种幸福观的支配下 , 科学是注定不可能产生的 , 即便是有了科学的萌芽 , 也会被视作雕虫小技、甚至旁门左道 , 而无法得到发展 。冯友兰在上个世纪20年代提出的这种观点 , 对于后来人们对李约瑟难题的破解 , 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 在某种意义上 , 可以说是奠定了一个基础 。 到目前为止 , 在为李约瑟难题所提供的各种解答中 , 很多都能从冯友兰的这篇文章中找到影子 。 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冯友兰所提供的答案是哲学层面的 , 毕竟哲学是一种文化的核心和基础;另一方面 , 也反映了冯友兰的解答的合理性与生命力 。 然而 , 这种解答在现在看来又显得不够完整 , 因为它并没有揭示中国传统的幸福观所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 也没有说明在哲学的“自然”路线与“人为”路线的斗争中 , “自然”路线取胜并长期支配中国人心灵的历史必然性 , 而这实际上才是更为根本的原因 。 好在冯友兰在以后的哲学史研究和新理学体系的建构中 , 弥补了这一不足 。 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详细探讨 。需要说明的是 , 虽然和他后来的哲学史研究和新理学体系的建构相比 , 这篇文章对中国哲学的贡献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 但是对于冯友兰个人思想的发展来说 , 它却是相当重要的 , 可以说 , 它是冯友兰真正哲学活动的起点 , 它基本上确定了冯友兰以后哲学研究的方向 。 如果说在这之前 , 冯友兰主要是在学习哲学的话 , 那么 , 以这篇文章为标志 , 冯友兰开始了真正的哲学创造 。 在这篇文章中 , 冯友兰为了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自然科学的问题 , 以他深厚的中国哲学功底和良好的西方哲学素养 , 比较了中西哲学传统在幸福观、价值标准等方面的差异 , 提出了“自然”型哲学与“人为”型哲学的区分 , 求幸福于内与求幸福于外的哲学的不同 。 这些都为他后来的博士论文——《天人损益论》的写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 实际上这些也都是《天人损益论》的基本观点 。 而《天人损益论》又构成了他的《中国哲学史》的基础 , 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正是《天人损益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 30年代 , 当他讲完了宋明的新儒家之后 , 就接着朱子讲起了新理学 , 写出里程碑式的“贞元六书” , 建成中国现代最完整的哲学体系 , 从而继承了中国哲学的“自然”型传统 , 继续在内心寻求着幸福 。 因此 , 可以说 ,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一切贡献 , 都发端于《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这篇文章 , 这篇文章是其全部哲学创造活动的起点 。 反过来看 , 我们也可以说 , 实际上冯友兰一生也都是在回答这个问题 , 他和李约瑟一样 , 是个毕生致力于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自然科学的学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