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山庵堂最初建在白马山最高顶峰，故曰“顶山堂”，至今该处仍有建寺条石遗迹。只因“顶山堂”山高风大，屋瓦常被大风刮走，又加之道路险峻，住持生活取水不便，香客视为畏途，于是遭废弃而迁建于现在的“宝莲寺”。
自古以来，大水田乡民在每年的中秋前后，都有修路的善举，至今未废。庞家山、白马山的山道，每年都有大水田百姓义修。过去两山每隔五里便有一茶亭，都是大水田廖氏大户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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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水田廖氏的排树贸易
过去关于“隆回八都”的出产民谣，有四、五个版本，每个版本中的五都大水田出产没有变化，全是排树。本来，隆回是个山区县，各地都有树木，只是数量不等罢了。但问题是，在过去那个没有公路汽车的年代，隆回北面大多数地方的树木，难以大规模运出去卖钱变现。可大水田却不一样，这里不仅树木多，且有一条可以直通益阳、汉口的西洋江，实在得天独厚。
大水田的百姓将山间树木运到西洋江边，扎成排筏，再顺水漂流，这就是“排树”。过去五都的树木，凡在今天大水田乡范围内的竹木，几乎都能够通过西洋江运出去。西山有部分竹木可以通过辰水河放排，但上架溪、杨柳田一带的竹木，就难以形成排树了，因为离河道太远。而旺溪位于西洋江隔鱼洞上游，尽是峡谷断崖，无法水运。
放排是个技术活、体力活和危险活，绝无现在小青年所想象的那么浪漫，因为源远流长的西洋江河和资江有许多险滩和“鬼门关”。民国年间，笔者的曾祖父廖友德公（民国时期大水田最大财主廖文德公之弟），就是因贩运排树而病逝于益阳。
贩卖排树虽然也有血本无归的时候（例如因涨洪水而将排筏冲散），但更多的是能够成功将排树放到目的地。据《廖氏族谱》载，清末的大水田廖日达公，开始靠贩卖排树发家，甲午战争期间，廖日达公就帮助魏制台魏午庄的辽东抗日将士筹集军饷，并因有功而授予官职。
据说过去益阳的洞庭湖边有一个“廖氏码头”，是大水田廖氏的木材集散地。总之，是排树成就了五都大水田廖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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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仅存的大水田廖氏总祠戏台
五、大水田的廖氏宗祠
过去大水田有大小四座廖氏宗祠，均毁于“文革”中或改革开放初期。廖氏总祠曰“世彩堂”，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廖氏总祠的样式仿照四都鸟树下的王氏宗祠，但远比王氏宗祠巍峨壮观，其富丽堂皇程度甲于百里。
大水田廖氏总祠的主修人是廖世彬公。初，廖世彬公感祖宗灵魂无所依托，便献出一块土地建宗祠。该土地当时约值700两白银，世彬公在象征性地收了几两银子后，就书写了捐献土地文契。时间是乾隆二年（1737年）。
该廖氏宗祠不像一般祠堂那样多用壁画装饰，而是主要用硬木浮雕装修。戏台的正面和两侧裙板上，雕刻有苏秦拜相、八仙过海等十几幅戏文内容，栩栩如新；两边走廊栏杆下端的板壁上，也是木刻浮雕，美轮美奂；至于正面金碧辉煌的牌楼是何等的雄壮，就更不用说了。当年雕工认为太过于费工费钱，曾对廖氏的财力有所质疑。廖氏回答道，您等不必担心我们有没有钱，我们只担心师傅有没有好手艺。
在近300年前那样的农耕时代，廖氏财大气粗的底气究竟来自哪里呢？其底气不是来自于对族人“善捐庵堂，恶捐祠堂”的压榨手段，而是来自于五都廖氏具有非同寻常的排树收入。
现在的廖氏总祠仅存戏台。戏台顶部的浮雕是一幅“四喜图”（俗称“四子争头”，另有六子争头、九子争头等，均是中国民间传统喜庆图案）。该浮雕横看两个孩童背靠背，竖看两个孩童腹对腹，令驻足观看者赞叹不已。假如这祠堂保存完好，现在绝对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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