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个体”有合理性但也存在缺陷
新文化运动所采取的突出“个体”的立场绝不是毫无根据的，而是有着坚实的哲学基础。1916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开篇辞中，就是以“尊重个体独立自主之人格，毋为他人之附属品”呼唤新的时代来临。“个体”似乎是一个非常西方化的概念，所以人们经常讲，中国文化重视家庭，西方文化重视个体。这一认识似是而非，细究起来，西方传统上也不甚重视“个体”。如果我们去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会发现他们书里讲的都是城邦，人是城邦的动物。这可以类比于印度文化中的村社，中国的家族。其实，在传统世界里，人都是在整体之中生存的。因此，“个体”作为一个概念，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现代概念，即使在西方也一样。道理很简单，当一个社会的供应不够充足的时候，个体的人类是很难生存的，人类社会只能以整体的方式延续。而在现代生活中，每一个个体都会被凸显出来，每一个个体的生命、价值都会得到尊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国家加入联合国，自然要认同《世界人权宣言》。这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门槛，它对于现代人的解放与创造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常说“以人为本”，这里的“人”并不是泛泛而论的，而是要落实到每一个个体。这种重视“个体”自由、权利与尊严的现代思想是从西方近现代哲学中发展出来的，形成了一种“主体性”的哲学。如何确立个体之间的平等？如何理解个体的自由？如何建立起“权利”的概念？道德如何基于个体开始建构，并最终成为“自足”的主体？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就是所谓的从“个体”到“主体”。
但是，如果我们细究这样一个“个体—主体”概念的话，其中还存在一些缺陷。个体似乎并不那么“自足”，以个体为基础的主体性哲学总是那么捉襟见肘。在我看来，主体性哲学有所欠缺的，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他者”的缺席。二十世纪“他者”哲学的兴起，显然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对于主体性哲学“欠缺”的透彻反省。
中国文化传统为何讲求“亲亲”？
对于上述这种欠缺，更强烈的、更能触动我们的感受可能来自文学。我们会发现，十七、十八世纪的文学中个体都是自信满满的，“我”是主体，有自己的权利，要摆脱束缚，要去奋斗，等等。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人们发现现代社会里充满了孤独感与飘零感、荒谬感，比如加缪和卡夫卡的小说。当个体从城邦、从社群、从村社、从家庭里出走以后，获得了全部的自主性，我们会发现这种个体在他的生存上有“缺陷”。简而言之，这就是“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的问题。
在西方传统中，实际也一直有弥补这一欠缺的传统。譬如柏拉图就讲过一个故事，说人原来是一个整体，然后把整体的人一分为二，就有了男人和女人。这当然是神话，但表达的意思却很明确，单纯的个体有其不够完整的方面，因此就总是追求那个欠缺的部分，而在柏拉图看来，就是要寻找一个异性的他者，即所谓的爱情。而在基督教传统中，更多表现为对于个体无差别的博爱。但是在中国的传统里面，会有很不一样的抚慰个体的路径，它更多的是强调所谓的“亲亲”。
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我们会强烈地感受到亲情，甚至会将这种亲情泛化，成为整个城市、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之间的联系。无论是《中庸》还是《孟子》里都会说“亲情为大”，这就是把一种情感泛化为哲学和文化的概念。所谓“亲亲”，是指一个人生命中最初遇到的那个“他人”，不是西方哲学中那个陌生的、外在的、被排斥的他者，而是可以依恋、可以依靠的“亲人”。基于这一点，中国文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跟整个西方文化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恰恰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让我们讨论“家”的哲学有了一个巨大的空间。
人类是一种自我反思的动物，当我们反思生命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即意识到死亡的必然到来。在所有文化中，人们都会对死亡形成深刻思考，并以各种方式追求不朽。比如说古埃及文明，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制作木乃伊。它是通过制作木乃伊追求某种不朽，而古埃及人对不朽的理解就落实为对肉身的保存。这一行为背后具有强大的精神动力，这一动力不仅仅是要把肉身保存下来，还与其对生命的理解结合在一起。基督教、佛教、道教等都体现了对生命直接延续的追求，实际上都是在追求生命的不朽。相比之下，儒家的思想最为朴素，即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通过生生不息、世代相连来表达生命的不朽，这是一种非常质朴的对生命的延展，没有任何超越自然的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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