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生命的延续中，最主要的情感不是希腊所强调的“情爱”，或是夫妻之间的情感，而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亲”。因此中国文化中，就讲求亲亲，然后孝悌、仁爱，从这种最质朴、最基础、最自然的情感中发展出一个基本德性，称之为“孝”。这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很难理解，因为在他们看来，父母子女之间是一种自然情感，谈不上德性。我们看这个“孝”字，上面是一个“老”，下面是一个“子”，这是一种很朴素的表达方式。中国文化通过“孝”这样一种德性，将两个世代连接起来。
同时，这一德性也是有自然基础的，那就是由“亲亲”的情感来支撑。当然，这还不够。所以，孔子讲仁爱、讲仁者爱人，孟子讲仁民、讲爱物，将这一情感不断推广出来，最后达到泛爱众生、泛爱天下的概念。这样一个概念的起点，就不是从单纯的个体、从自我出发，而是以人与人相互之间的亲情作为基点。这就是中国文明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逐渐发展出来的理解世界、理解生命的一种基本态势，并且形成了自身的格局。当然，其中也自然会有一些局限性，但中国人理解生命的方式是有其普遍性的。
2019年下半年，我在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讲中国哲学。当我讲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时候，外国学生普遍很受震动。他们觉得这么一个清晰的，对于人类来说非常普遍的生存论事实，却是他们从来没有认真想过的。在西方现代社会中，人们但凡想到人，似乎都只是“个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个生存论基本事实完全成了盲点。
为何“孝”在中国文化里如此重要？套用马丁·路德所说的“因信称义”，中国文化的概念就是“因孝称义”。对由“亲亲”而来的“孝”的重视，是盘活中国文化的一个枢纽点、核心点，它显示了我们对于希望、不朽和世代相关的一些联系。
“亲亲”与“个体”并不相互排斥冲突
尽管如此强调“亲亲”，但我们必须承认在现代社会里，“个体”依然有它非常积极的一面。然而，单纯讲“个体”也是有一定问题的，“现代病”中的消极、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等，都与过于强调个体有关。就像讲到“家”，其实也是两种情感，一种是亲切的、温暖的，一种是血缘的、狭隘的、威权的。因此，我写《论家》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叫作“个体与亲亲”，这就不同于传统文化所强调的“亲亲与尊尊”。因为“亲亲尊尊”强调的是等级性，包括背后的礼制，这并不是一个建立在现代意义上人人平等的制度。
现代社会对权利、平等、自由、价值、尊严是有高度认同的，没有人会觉得自己生来比别人低一等，这一前提有其意义价值和现实性。但同时，我们发现“个体”是有很大缺失的，没有和谐家庭支撑的“个体”会发生各种偏差，因此就需要我们的一些传统文化资源来支撑、发扬，比如说“亲亲”。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亲亲”的局限性。在传统社会里，在以传统村社为中心的熟人社会里，“亲亲”起的作用很大，但是在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现代社会里，只有在充分尊重个体价值的前提下，我们才能来谈“亲亲”如何发挥作用。
有人质疑，中国人讲推己及人，但好像我们只能“推”到自己人，别人就推不过去了。传统文化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那就是通过“教化”来克服这种狭隘性。举个例子来讲，比如“仁爱”的等差，儒家特别强调“爱有等差”，但又特别强调“推己及人”。这里的“推及”特别重要，它可以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亲亲”一直“推及”到“民胞物与”，也就是泛爱天下。但这个爱是有等差的，也就是爱的“推及”过程中，就有一个不断递减的过程。而古人解决这一问题，很重要的环节就在于“教化”，通过教育不断地扩大、扩充。
同样是对于“仁爱”的分析，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对“爱有等差”就给出了另外一个方案。他们认为“爱有等差”，因此就是不充分的，人们要有一种人为的德性——正义，也就是法律，来平等对待每一个人，以此来弥补“仁爱”这种自然德性的缺失。这是不同的历史、文化给出的不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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