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斯人之必备,文人之标配( 二 )


由此而至明永乐年间,折扇日趋于普及,一说得力于成祖朱棣的推广,刘廷机《在园杂志》卷四记道:“其扇本名折扇,亦谓之撒扇,取收则折迭,展则撒舒之义。明永乐中,朝鲜国入贡,成祖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为之。自内传出,遂遍天下。”由宫廷而民间,折扇遂渐成为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
 斯人|斯人之必备,文人之标配
文章插图
手工老凤眼斑竹文玩扇+苏工扇面
95寸18方2.0排口
至明代中期,苏州成为折扇的重要产地之一。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二有曰:“上自宫禁,下至士庶,惟吴、蜀二种扇最盛行。蜀扇每岁进御,馈遗不下百余万,上及中宫所用,每柄率直黄金一两,下者数铢而已。吴中泥金最宜书画,不胫而走四方,差与蜀扇埒矣。大内岁时每发千余,令中书官书诗以赐宫人者,皆吴扇也。”又曰:“蜀扇譬之内酒,非富人笥中则妇人手中耳。吴扇初以重金妆饰其面为贵,近乃并其骨,制之极精。有柳玉台者,白竹为骨,厚薄轻重称量,无毫发差爽,光滑可鉴,每柄值白金半两,斯亦淫巧无用者矣。”苏州之所以成为折扇的重要产地,并以精雅、时尚独步天下,有其社会、经济、文化诸多因素。
洪武初,朱元璋对支持张士诚的江南豪族地主进行了限制和打击,且在江南征收全国最重的赋税,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宣德、正统年间,苏州知府况钟在在江南巡抚周忱支持下,在民生经济上即采取“减浮粮”、“定济农仓”、“立义役仓”三大措施,并招抚流民回乡,兴修太湖水利,恢复发展生产,极度衰敝的社会经济开始复苏。历经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四朝,苏州经济建设进入良性循环,出现了繁荣富庶的局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手工业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结构中逐渐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商品生产行业,商品流通和交换的范围也不断扩大,苏州遂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面对这样的变化,官商士民无不欢欣鼓舞,社会思潮也开始渐渐转向,客观上突破了传统礼制对于衣食住行的森严规范,价值观念发生异化,特别是工艺思想发生深刻变化。同时,明代苏州诸多才华横溢、成就卓绝的人物聚集苏州,不但腹心相照、声气相求,而且各擅所长,风采迥异,“家家抱荆山之玉,个个掌灵蛇之珠”,呈现一道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罕见的。工艺史上自然也不例外,值得一说的是,明代苏州文化人对工艺思想的推进,工艺技术的提升、民间工匠与士大夫的交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形成以精雅为主要特点的苏式工艺风格,在美学上作了全面观照。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苏州折扇成为风靡一时的“怀袖雅物”。从出土文物考察,明代苏州的折扇使用已相当普遍,其中书画扇盛行,有的还作为生前的钟爱之物随葬墓中。1966年,在市郊虎丘公社新庄大队发掘王锡爵墓,出土折扇三柄,其中男用十六方九寸圆头水墨竹扇纸面书画折扇一柄(扇面已毁);女用二十二方寸圆头雨金乌漆竹骨洒金扇两柄,扇面黑底洒金加贴金大小菱形图案,保存完好。1973年,在吴县洞庭公社红光三大队发掘许志问墓,出土折扇三柄,一是乌木骨十二股泥金面,文征明书画两面;二是竹骨十二股泥金面,申时行书一面;三是随葬明器。上述文物乃是明代苏州折扇的实例,充分印证了苏州折扇艺术的辉煌成就。
 斯人|斯人之必备,文人之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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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梅妃斑竹文玩扇+苏工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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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阳书法
清代是折扇发展的鼎盛时期,材质多样,制作各别,呈现丰富多彩的面貌。刘廷玑《在园杂志》卷四称折扇自永乐以后,“至本朝三百余年,日盛一日。其扇骨有用象牙者、玳瑁者、檀香者、沉香者、棕竹者、各种木者、罗甸者、雕漆者、漆上洒金退光洋漆者,有镂空边骨内藏极小牙牌三十二者,有镂空通身填以异香者。扇头钉铰眼线,有镶嵌象牙、金银、玳瑁、玛瑙、蜜蜡、各种异香者,且有空圆钉铰,内藏极小骰子者,刻各种花样,备极奇巧,甚有仿拟燕尾,更有藏钉铰于内而外无痕迹者。其便面有白纸三矾者,有五色缤纷者,有糊香图面者,有捶金者、洒金者。命名不一,其骨多而轻细者,名曰春扇、秋扇;以香涂面者,曰香扇;可藏于靴中以事行旅者,曰靴扇;更有以各色漏地纱为面,可以隔扇窥人者,曰瞧郎扇;且有左右可开,制为三面,暗藏其中画横陈者,曰三面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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