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克拉夫说:“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对历史学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学。”他还引用戴维斯的话说:“迄今为止，经济学是对历史学唯一作出最大贡献的社会科学。”其主要原因不仅是因为“自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时代以来，历史学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经济因素在历史变革的形成中的重要性”，而且也是因为“经济学在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方面远远走在其他社会科学前面”。在历史学各学科中，经济史学是最早“社会科学化”的，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经济史学可以使用经济学所提供的方法。吴承明指出我国经济史学家在方法论上比较保守。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一部分学者拒绝使用经济学方法。而根本原因即如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那样，在于史学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这些机器尽管低于现代最先进的标准，却仍然能够使企业在尽可能少地追加资本的前提下，提供一定数量的拥有现成市场的老牌传统产品”。
然而我们同时也要强调：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非常重要，但不能凌驾于历史学方法之上成为惟一的方法。希克斯说他尽管不要求经济史包含全部历史，但也反对缩小经济学的范围来对经济史作狭义的理解。吴承明更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是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出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他并引用马克思的话说:“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经济学所提供的只是认识历史事实的工具，而不能代替历史事实本身。因此以某种经济学理论而非以历史资料作为经济史研究的出发点是错误的。索洛曾经批评某些西方经济史学者过分尾随经济学说：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而当代经济史也像经济学那样，“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因此“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他呼吁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的一碗粥”。
事实上，由于经济学本身总是不断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只能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和检验各种经济学理论。熊彼特说:“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由于理论的不可靠性，我个人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吴承明也指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而历史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后的方法”。经济学与历史学二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经济史研究中拒绝经济学方法或者采取“经济学沙文主义”的态度，都是有害的。
由于治史可因对象、条件之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因此可以说“史无定法”。吴承明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而言，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这就是我们研究经济史应采取的正确态度。
【 经济史研究|【历史视角】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在今天，经济史学同整个历史学一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对于历史学的发展来说，这种挑战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认识过去的实践是一个过程，我们在此过程的某个阶段上的认识不可能达到完美无缺。随着认识方法的改进，我们总会发现过去的认识有缺陷。巴勒克拉夫说：“历史学已经到了转折时期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定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不一定意味着它有能力抵制住诱惑，避免陷入歧途”；但最大的问题在于“当前在历史学家当中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保守主义”。史学家只有敞开胸怀，努力向其他学科学习，不断改进研究方法，使得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尽可能地接近真实，历史学才能在上述挑战前面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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