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研究|【历史视角】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八 )


其次,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我们可以对经济史上的一些问题作出更为合理的判断。例如在宋代江南,是否由于有了“最好的耕犁”(江东犁)和因“人多地少”导致的充足的劳动力,就会导致“精耕细作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呢?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来看,“精耕细作”指的是劳动密集的耕作方式,而江东犁则代表了一种节省劳动的技术。劳动力的供给与劳动密集型的耕作之间通常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与节省劳动的生产工具之间则通常是相互排斥的关系。一般而言,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农民通常采用的是节省土地的技术,而非使用节省劳动的技术。农民在使用江东犁时,首先会计算使用的成本与收益,并与因使用这种耕犁而被节省下来的劳动的收益进行比较。如果比较的结果是不合算,那么就不会使用之。此外,如果没有发达的农村工业,使用江东犁节省下来的劳力也就没有了出路。在此情况下,农民为什么要使用江东犁呢?
再次,对于比较具体的问题来说,经济学方法也非常重要,舍此即难以进行研究。亩产量问题是许多学者在读了《检讨》之后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这里我们就以此为例来讨论一下使用经济学方法进行研究的问题。
按照范·赞登(JanLuten von Zanden)的总结,近年来欧洲经济史学界研究近代以前亩产量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有以下几种:(1)在意大利和东欧,主要是使用种子与产量之比的材料进行分析;(2)在法国、西班牙、瑞士、匈牙利等国,主要是使用什一税作为农业生产率的指标;(3)在英国以及法兰德斯,越来越集中于从遗嘱中获得的有关资料来估计作物亩产量和作物布局;(4)也有一些研究一直把地租资料作为农业生产率的一个指标。简而言之,主要的差别在于资料类型的不同。至于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仍是统计学方法。事实上,研究近代以前中国的亩产量的基本资料(田税、地租、家谱、分家文书、农书等),大体也属于上述类型。因此在中国亩产量研究中,统计学方法也是一种重要方法,但适用范围十分有限,原因是有关数字不够丰富,而且许多数字自身存在着各种问题。宋代亩产量记载不多,更难使用统计学方法研究亩产量,因此必须求助于其他的经济学方法。
柏金斯研究中国粮食亩产量时,使用了一种宏观分析方法:首先对一个地区人口和耕地的数量、种植制度以及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用作交纳赋税的粮食的数量以及输出入的粮食的数量等一一进行研究,然后以所得结果为据,求出一个平均亩产量。很明显,只要人口等各种数据没有大错,那么这个平均亩产量也不会离开实际情况太远。同时,又从各种史料中大量收集亩产量数字并加以考证,选出其中比较可靠者,与上面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并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调整和修正,从而得出一个最接近实际情况的数字。虽然这个数字也不可能绝对准确,但是比起用其他方法得出的结果来说,应当是更接近实际情况。这种方法对于研究宋代江南粮食亩产量肯定也会很有帮助。宋代江南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而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主要追求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而非价值,即使剥削也有一定限度。农民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可能大大低于和超过社会对这些产品的使用价值的总需求。这就为宋代江南亩产量的估计确定了一个可能的范围。倘若我们的估计超出了这个可能的范围,那么肯定是有问题的。
最后,我还要指出:经济学方法也有自身的适用范围,不能用它去完成其不能胜任的工作。例如计量分析是经济学的优势,但并非任何经济现象都可以“量化”的。有的学者读了《检讨》之后问:为什么你不为“什么是经济革命”提出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呢?我的回答是:为“经济革命”提出一个“量化”的标准很困难,因为“经济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重大技术进步的出现,而重大技术进步本身并非一种可以“量化”的现象。此外,宋代江南有关史料匮缺,也使得计量分析非常困难。因此要对宋代江南的经济进行“量化”研究,可能已经超出经济学力所能及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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