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重大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并非立时可见。斯努克斯和哈雷(Knick Harley)、费因斯坦(Charles Feinistein)等人的研究表明：比起工业革命前，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在工业革命期间仅有温和的增加；而在人均实际消费方面，在1760— 1820年间几乎没有变化，到1820—1850年间才出现明显的增加。换言之，经济成长的明显加速与珍妮机、阿克莱水力纺纱机、瓦特蒸汽机等重大技术发明出现之间，已有大约半个世纪的间隔。因此重大技术进步并不一定会马上导致经济发展。
从这种立场出发来看江南历史上的技术进步问题，显然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江东犁、占城稻、稻麦复种制等，确实是重大的技术进步，但由于其他因素不齐备，难于在宋代江南普遍使用。同时，即使这些重大进步都出现，也不一定很快就导致重大的经济后果。
二、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史学研究必须以历史资料为基础，同时又要使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因此“方法论应当占有与历史资料同等重要的地位”。早在20世纪初中国现代史学（即“新史学”）创建之初，胡适就已指出：“审定史料乃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功夫。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梁启超则指出史学必须求助于其他学科，获得“诸学之公理、公例”；并指出与史学有“直接关系”的学科相当于今日的社会科学，而“间接关系”的学科则为哲学与自然科学。因此史学方法，即包括史料审定的方法，同时也包括许多从其他学科引进的方法。由于经济史的特殊性，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是经济史研究的两大基本方法。
（一）历史学方法
熊彼特明白地说经济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由于经济史是史学的一部分，因此史学方法当然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而言，是由于以下原因：
首先，传统的史学长于现象描述，因此也被视为“艺术”而非“科学”。而将过去的经济实践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乃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此方面，没有其他方法可取代传统的史学方法。
其次，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些研究中，定性分析是主要的方法，而这恰恰又正是史学方法之所长。对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的研究是了解过去经济实践的基础，因此离开了史学方法就谈不上经济史研究。
再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经济史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胡适曾批评中国的传统史学说:“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以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傅斯年更加强调史料学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史学便是史料学”，原因是“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季羡林也指出：“考据，严格来说，只能算是一个研究方法，其精髓就是无证不信，‘拿证据来’，不容你胡思乱想。”吴承明则指出：史料是史学的根本，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治史者必须从治史料开始，不治史料而径谈历史者，非史学家。由于史料并非史实，必须经过考据、整理，庶几接近史实，方能使用，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可以说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从乾嘉学派到兰克学派，中外史家都力图通过考证分析，弄清历史记载的真伪和可靠程度。经济史研究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无论何人研究经济史，都必须掌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
运用以上方法进行研究，并不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这可以说是传统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不重理论的做法，也具有其特殊的价值，因为是否需要理论，乃是由研究的对象与目的所决定的。希克斯指出：在史学研究中，是否使用理论，在于我们到底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现象，那么就与理论（经济学理论或其他社会理论）有关。否则，通常就与理论无关”；而“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至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连贯的理论作为前途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余英时则说：“史学论著必须‘论证’（argument）和‘证据’（evidence）兼而有之，此古今中外之所同。不过两者相较，证据显然占有更基本的地位。证据充分而论证不足，其结果可能是比较粗糙的史学；论证满纸而证据薄弱则并不能成其史学。韦伯的历史社会学之所以有经久的影响，其原因之一是它十分尊重经验性的证据。甚至马克思本人也任然力求将他的大理论建筑在历史的资料之上。韦、马两家终能进入西方史学的主流，绝不是偶然的。”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经济史学家来说，传统的史学方法都是必须掌握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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