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在中国的经济成长方式由“广泛性成长”向“斯密型成长”转变的过程中，江南走在最前面。国内大多数明清经济史学者都认为到了明代后期，江南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尽管我对“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持保留态度，但是也同意“资本主义萌芽”学派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江南经济在明代后期（大体上是嘉靖中期到崇祯初期）出现了一系列由商业化推动的重要的变化。商业化推动的经济发展，正是“斯密型成长”。“斯密型成长”的动力是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包括生产过程的分工与专业化，以及生产的地域分工与专业化），而这种分工与专业化一直要到明代后期在江南才变得比较明显，而且成为此后江南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换言之，只有到了此时，“斯密型成长”才成为江南经济成长的主要方式。因此，如果说江南有一个“经济革命”的话，那么应当是发生在明代后期的大约一个世纪内。
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与明代后期相比，宋代江南在商品经济发展方面显然还处于相当低的水平。因此在经济成长方式方面，宋代江南尚不可能出现由“广泛性成长”向“斯密型成长”的转变。同时，以往“宋代江南经济革命”所列举的那些经济进步，发生在两宋三百多年的时期内（如果如通常的做法那样还要连带上吴越国时代和元代的话，则更是长达四个半世纪）。以往的研究也无法证明宋代江南的经济成长速度比唐代中后期或者明代后期更快。由此而言，宋代江南是不可能出现“经济革命”的。
那么，应当如何看宋代江南的经济发展成就呢？我认为可以用布罗代尔的“两音域”比喻，把从唐代到明代后期大约一千年中的经济变化视为广泛意义上的“经济革命”（即“渐进的、不露声色的、往往难以辨认的长时段过程”）,而把明代后期的变化视为普通意义上的“经济革命”（即“肉眼可见的一系列短时段变革”)。由于拙文讨论的是普通意义上的经济革命，因此前者当然也不能被视为“经济革命”。
（二）宋代江南的农业变化和与农业劳动生产率
由于《检讨》主要谈的是宋代江南是否有过“农业革命”的问题，因此上述关于“经济革命”的讨论也就具体落实到农业方面来。对此，伊懋可作了很好的说明。他指出：帝国中期（主要即唐宋时期）的“经济革命”基本上是一个向一种主要存在于稻作农业中、越来越集约的农业形式的决定性转变。在此转变之后，这种农业形式迅速地变得不可逆转。换言之，宋代江南的“经济革命”（如果有的话）主要就是“农业革命”，即农业生产方式从粗放向集约的决定性转变。那么，宋代江南真的出现了“农业革命”吗？
从江南农业的历史来看，集约型农业的出现虽然始于唐代后期，在宋代又有颇大的进展，但是真正成江南农业的主导生产方式，却是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的事。不仅如此，无论从农业的总产量还是从农业劳动生产率来看，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江南农业发展的速度，也是20世纪中期以前的一千多年中最大的。因此如果说近代以前的江南出现过“农业革命”，那也只会出现在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宋代江南农业发展确实有伊氏所言的农业生产方式从粗放向集约转变的趋势，不过也仅是趋势而已。如大泽正昭、足立启二、北田英人、滨岛敦俊、游修龄等的研究从不同的方面所证实的那样，宋代江南农业还比较粗放，集约型农业尚处于早期阶段。因此说江南农业此时已出现了生产方式从粗放向集约的决定性转变，我认为是不能成立的。
我不同意“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否认宋代江南农业确实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伊懋可将这些变化作了归纳：直至8世纪后期，在很大一个地域范围之内，江南农业仍然部分地具有粗放的性质。到了11世纪，至少在江南的一些地区肯定已实行稻麦复种制，而其目的主要并非提高亩产量，而是更充分地利用劳动力。自10世纪后期到12世纪初期，江南农业的发展速度至少不比人口增加速度慢，接近于一种可称为“革命”的速度。虽然此时江南耕地数量也有很大增加，但按照李嘉图的地力递减规律，新开垦耕地的质量可能比原有耕地差，因此肯定有相当重大的技术改进，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新增的人口（否则就必须大量输入粮食，然而我们并未见到这种情况的发生）。简言之，伊氏认为宋代（自10世纪后期到12世纪初期）江南农业出现了相当重要的技术进步（特别是土地利用技术的进步），同时农业发展速度也颇为迅速（至少不慢于人口增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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