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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岛》作者林森
文 / 陈培浩
2007年,贾樟柯导演的电影《三峡好人》公映,这部电影对贾樟柯本人及中国当代电影史都有重要意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贾樟柯的电影人文表达从山西小城转向了变迁中国,并触目惊心地提出了一个家园何处的问题。“乡关何处”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一个典型的乡愁表达提示着原乡对于中国人的精神意义。但在当代中国,“割不断的乡愁,回不去的家乡”在急剧现代化的进程中被展现为“日益消亡的家乡”。促使贾樟柯去拍摄这部半纪实半虚构电影的因由是三峡工程产生的大量移民,随着三峡水位的上涨,很多人曾经的家乡将永久消失。有人关心三峡消失的风景,有人关心移民的安置去向,贾樟柯关心的是一批人的家园被连根拔起、彻底消失之后,这批移民将如何安置他们的家园记忆。从此之后,他们将成为永远失去故乡的人。
那个时候,很多人尚没有感受到家园消逝的切肤之痛。三峡工程造就的家园消逝毕竟是局部的,可是进入新世纪,迁徙时代的家园之殇以更加普遍性的方式呈现在文学中。2016年,格非出版的《望春风》再次显示了家园破碎造成的中国当代心灵震颤。《望春风》中,格非同样触及了家园的拆迁问题,当赵伯瑜最后回到家乡时,那里已经变成一片废墟,只能靠着某些残存的老树辨认曾经的方向。这部作品源于格非“第一次见到儿时生活的乡村变成一片瓦砾之后所受到的刺激和震撼”“虽说早就知道老家要拆迁,而且我也做好了老家被拆迁的心理准备。但是,第一次见到废墟后的那种陌生感和撕裂感,还是让我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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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拆迁在《望春风》中只是一个潜在议题的话,在林森最新的长篇小说《岛》中则作为一个当代中国具有相当普遍性的社会议题得到正面直接的表达。在此意义上,《岛》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社会问题小说特征。当然,小说家介入现实社会议题的方式必然不同于媒体深度报道。专业媒体精于社会纵深的挖掘,但文学写作则更长于人文反思。林森必然明乎于此,《岛》在直面社会问题基础上赓续了当代家园叙事的人文反思,在见证当代历史进程的同时,也书写了一曲变迁中国的家园挽歌。
长篇《岛》在两个方面的表现引发了我的深思。
首先是小说如何介入时代的问题。我们知道文学不能脱离于时代,可是时代是一种全息多维的存在,特别是在全球化互联网自媒体时代,“当代”其实是一种严重的分层存在,由是,谁的当代、什么样的当代就成了摆在作家面前的难题。在我看来,在这个本质论受到严重质疑的时代,作家依然不应放弃对时代本质的追问。面向时代的写作始终无法摆脱对典型的思考。高速动车和举国拆迁哪一个更典型?哪一个才是时代的本质?这不仅考验作家的文采和想象,更考验作家的思考力和历史意识。《岛》表现出相当鲜明的直取时代本质的雄心。小说一开始便展现了社会问题小说的写实性。某种意义上,拆迁建楼是一个普遍的中国当代现象,却没有哪一个地方比海南更典型。海南本来就是国家政策和时代商潮共同催生的新生省份和当代热土,海南房地产业某种程度上堪为当代中国房地产业的典型缩影。小说第一章便展开了拆迁过程中村民的矛盾纠结和多方角力之下村民无可奈何的节节败退。其笔致细腻,其细节典型,但更重要的还是,典型情节的背后是典型环境。如今很少有人再提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事实上,环境的典型正是因为直击了时代本质所致。在这一点上,《岛》有一种鲜明的批判现实主义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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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小说基于人文和审美立场展开的当代反思。《岛》虽然直面了重大而典型的社会议题,但作者显然无意从单一的政经视角来切入社会问题,他似更乐意基于人文和审美立场来展开当代性批判。这主要通过守岛老人吴志山来展现。《岛》是一部由第一人称叙述展开的双线叙事作品,以家园被拆迁的“我”来观察和见证守岛老人吴志山的命运沧桑,双线故事之间具有现实和精神上的关联。“我”和吴志山最后都成为难逃拆迁大潮的怀旧者。相比之下,“我”想挽留家园,对现实却带着无可无不可的颓废。吴志山则更像“我”二堂哥,展现出更加不可折服的守卫者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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