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作为历史上有名的“太原公子”，其最初的政治活动就处于晋阳大地，他本人对晋祠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有着特殊的感情。隋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李世民跟随父亲李渊来到晋阳古城，李渊任河东抚慰使被隋炀帝派到晋阳来抵御北突厥侵扰。李世民在晋阳大地广结天下豪杰，也充分体现出李世民的政治思想、政治抱负和御人之术，尤其是其卓越的军事天才以及其独特的用人之道还有他出类拔萃的文学天赋，因此才有了“太原公子”之美称。
《资治通鉴》中记载：隋朝末年，李世民在晋阳大地分析、了解了群雄异起的形势后，三次上劝父亲李渊起义反隋，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因李渊征讨突厥失利，隋殃帝准备兴师问罪，在李世民，刘文静，裴寂等人设计的“阳谋”之下，李渊迫于当时的形势，只能听取劝谏毅然举起了反隋大旗。因李世民的“晋阳三谏”，李家才会“晋阳起兵”，建立起大唐王朝；才会有二百八十八年的国祚；经过唐太宗李世民的励精图治开创了赫赫有名的“贞观之治”，“太原李公子”不仅足智多谋，而且是知人善任，并且能够审时度势把握发展机遇。在《晋祠之铭并序》中揭发了隋殃帝的残暴统治，以及劳民伤财才导致人神共愤，各地纷纷出现农民暴动，而只有李家父子为了保护老百姓，开仓济民，安抚老幼，起兵反隋夺取天下，为自己的正义之举找到了非常正当的理由。
“太原公子”一词也因李世民而成为封建皇族中最理想、最有出息皇子的代名词。至今太原市晋阳古城一带民间还流传着李世民在狱中与刘文静坐论天下大势，在“晋阳宫”结交宫监裴寂，与刘文静，裴寂，武士彟等结成战略统一联盟，起兵前设计铲除隋殃帝派在李渊身边的奸细高君雅，王威的传奇故事。
唐太宗李世民怀着对晋祠的深厚感情，并且赞叹晋祠的建筑：“金闕九层，鄙蓬莱之已陋，玉楼千仞，耻昆周之非奇，落月低于桂筵，流星起于珠树。晋祠丛山，悬崖百丈，蔽日交径，绝岭万寻，横天耸翠，碧雾紫烟，郁古今之色，玄霜绛雪，晈冬夏之光，晋祠泉水，日注不穷，类芳？无绝，年彻不溢，周尚德之诚盈”。文中用浪漫与写实相结合的描述手法，把晋祠的自然风光赋予了人格化的意境，并借晋祠的山水抒发唐太宗李世民的政治情怀。
《晋祠之铭并序》文中并没有提到周室晋侯唐叔虞的名讳，在纵论周王朝享国长久的历史经验时则以“神明”隐喻姬虞，将唐叔虞的形象提升为“神明”之高度：“神理幽而蘼究”，希望借助神明的护佑以巩固唐王朝的统治。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强调报答神明如果以珍饌交愈，锦缎金玉便极其鄙庸，而最好的方式应该是召彼雨师，弘嘉惠泽，命斯风伯，扬此清尘，即报答神恩，惠泽于民。
《晋祠之铭并序》是唐太宗李世民执政时期的政治纲领及宣言，文中表达了唐太宗李世民以隋灭亡的历史教训为鉴；以人民富足为本；与民休养生息的利国利民之措施及治国理念。也是唐太宗李世民一贯坚持的“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理论的完美诠释。
“以人为本”是历朝历代当政者应该重点关注的实际问题！试想一个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老百姓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么它的国祚不言而喻！唐太宗李世民在文中借景抒情，用多处华丽的辞藻去描述晋祠的景色，宣扬和抒发了自己的真实情感，文中追搠到古代唐叔虞在“助隆宗室，为春秋五霸之一晋国所奠定的良好基础之丰功伟绩”，赞扬了其“经仁纬义，履顺居贞”之美德，说明其“餘风未泯，遗列犹存”的原因是因为推动了“德乃民宗，望惟国范”的政策。以唐叔虞的美德来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和政治主张。
“贞观之治”在唐太宗李世民执政期间为大唐盛世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其鲜明的政治观点和治国方略为唐王朝的高度文明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政治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意义极其深远。
《晋祠之铭并序》是唐太宗李世民一生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的高度概括与总结，也是一部真实版的“贞观政要”，一部《晋祠之铭并序》即是唐代文明的理论体系，也代表了唐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国家能够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是人民生活水平达到温饱或者是富足，社会才能和谐稳定，经济发展才能够繁荣，从而拥有自己超强的军事实力来保护国家；保护民族；保护人民，从而达到“四海宾服，万邦来朝”之国家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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