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是最大的个位数。在我们的传统文化概念当中，有“极多”、“无限”的含义。
铸就九尊大鼎、陆陆续续铸就九尊大鼎，用以彪炳统治意志，象征多族群、广泛地域的聚合、和谐、繁茂，相当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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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说，九鼎作为器物的物理性存在，应该不至于疑问。
问题是，这九尊物理性存在的大鼎，是什么时候铸就的？是一次性完成，还是分期分批？
夏朝，以至于再稍早的大禹时代，有没有青铜铸造技术？
退一步——那时就算已有青铜铸造技术，发没发展到可铸就大型象征性器物的成熟度？
近现代很有几位方家大师（其中包括考古方面很有建树的郭沫若先生）认为，象征“华夏九州”的九鼎，应该诞生在青铜铸造技术已相当成熟完备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最早也是从夏朝以后的商朝的早期（公元前16～14世纪）才开始的。
这说法，笔者很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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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着这番认同，拼凑些零碎历史知识，妄自揣测地，为九鼎的“诞生”，琢磨了两个可能的年代——
一是商朝中后期；二是西周早期。
商朝中后期，也被习惯称“殷商”的中心政权，青铜铸造业达到顶峰的繁盛，垄断了相关技术和资源，经济与军事实力，相比周边部族、邦国，呈绝对优势，成为具有强烈扩张性的奴隶制帝国，疆域空前辽阔（但比今天还是相差很远），推行高压极权统治，构成、播种了诸多内外矛盾。
这些矛盾累积并相互作用，激化、分裂趋向，就不可避免。为维护帝国式统治，有可能推出各种增进凝聚、彰显权威的举措。帝国时代的殷商，又很热衷铸造大型器物（如著名的司母戊方鼎，铸于武丁时期，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体量的青铜器）。需求、习惯，再加成熟的技术和相对充沛的资源，铸造九鼎这样的事，是非常可能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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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帝国由盛而衰，不过百余年光景，就走向了制度的死境，被实力远不如他们但善于“团级群众”、温善平和的农业部族“周”战胜、取代。
公元前11世纪中叶，中华文明走入了农耕“封建”的“新生”。崇尚道德的周王朝，采取分封制为基础的国家联盟政体；继承了商朝的青铜铸造技术；广泛播撒以道德为基础的农耕文化……文化和生产方式的趋同意志，跟相对松散的国家联盟政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矛盾。为弱化、弥合这个矛盾，以标志性器物，诠释政体、增强政权凝聚力，既很显必要，也相对容易实现。
从需求角度看，西周初年，比殷商中晚期，铸造九鼎的需求更实际、更正向，也更迫切。
但是，由于经济实力和族群性格等方面的原因，西周，特别是初年，是否会铸造大型器物，仍值得疑问。迄今为止出土的青铜器，判定属西周时代的，未见有很大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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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排除，西周初年，出于稳定新政权的需要，特别下大本钱铸大鼎。就像也不排除，传说中的九鼎，其实体量未必很大。
如果说，九鼎象征天下九州，笔者认为，西周时期铸就的可能性会更大。再以前，九州也好，多少州也好，未必会有那么清晰划分的地理概念。夏商时期，九州中的荆州、扬州、兖州、青州，真还未必是中心政权可以直觉辐射到并予以规范化管理的地方。
有一个不怎么拿得上台面的说法，是说天下九州这个概念，确实产生于夏朝，但名字和所指区域，或与后来不同。也的确是在夏朝，制作了对应的象征性器物，但不是青铜那样坚固耐久的质地。到西周初年，周王朝统治者，极力摒弃商朝，把逝去已久的夏朝，作为假想政治模板，按现时国家地理，依托传说，借夏朝名义，铸了九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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