巅峰|出场即巅峰的人,却因“一堆废纸”和“公款吃喝”被一撸到底?( 二 )


二、进奏院狱
前半段的人生有多“爽”,后半段的人生就有多“惨”。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杜衍、富弼等人延揽人才,准备实行新法。苏舜钦是杜衍的女婿,被范仲淹推荐为集贤殿校理,提举进奏院。进奏院这个机构官职不高,权利也不大,但他是地方行政机构的驻京办事处,属于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枢纽,地位非常重要。可以说,这是苏舜钦第一次成为真正意义上有一定地位的官僚集团成员。然而,就在苏舜钦踌躇满志之时,一次宴会却提前终结了他的政治生涯。
 巅峰|出场即巅峰的人,却因“一堆废纸”和“公款吃喝”被一撸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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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舜钦石刻像
就在苏舜钦任进奏院提举的同年冬天,按照惯例,每年到了这个季节,都有祭神的日子,朝廷各部门也会借此,搞个内部小宴会。新官上任的苏舜钦也许是想和同事们拉近关系,就破例提升了宴会的档次。提升档次就意味着要增加费用。这时,有人建议将平时往来公函时剩下的旧纸张卖了作为宴会的费用,苏舜钦欣然同意。同时,还自掏腰包拿出一部分作为宴会的费用。
苏舜钦到底还是个浪漫文人,很容易被花花世界迷住了眼睛。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在同僚们的吹捧和酒精的麻痹下,居然召来了几个官妓服侍宴会。宋朝对于召官妓是有严格要求的,不得肆意召唤官妓,此前就有人因此被贬黜。但是宴会的气氛实在太好了,让苏舜钦有些忘乎所以,只顾着和官妓你来我往的饮酒作乐,却忘了这是公职人员的聚会。
宴会现场气氛很热闹,但是一个叫李定的人,将卖旧纸和召妓的事通报给了御史中丞王拱辰。次日,王拱辰就以“鬻(yù)故纸公钱召妓乐,监主自盗”的罪名弹劾苏舜钦,仁宗皇帝随即将苏舜钦“除名勒停、削籍为民”,与会的名士十余人同时被贬逐。史称“进奏院狱”。
一时的放浪形骸,致使苏舜钦的大好前程,就此断送,而且还背负了一个“监主自盗”的罪名,为天下士人所不耻。其心中的忿郁可想而知。在事发后给欧阳修的信中,他说自己“一夕三起,茫然天地间无所赴愬”,这正是他此时心情的真实写照。就在“进奏院狱”后不久,原本可以留在京城的苏舜钦,毅然决然的离开京城退居苏州。苏舜钦的离京,固然是想逃离曾经熟悉的交际圈,但是很大程度上是负气而行,是属于对自己的自我放逐。他的这种放逐与同时代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政治贬谪不同,政治贬谪往往是伴随着政治形势的起起伏伏而发生,这些贬谪还会成为日后仕途上的晋升资本。苏舜钦的自我放逐完全是因为无法面对曾经的同事、朋友、亲人以及自己背负的罪名,同时还带着对自己所认为的不公正的抗议。韩维曾对苏舜钦负气远走他乡不理解,曾以书责之:“以兄弟在京,不以义相就,以尽友弟之道、独羁外数千里,自取愁苦”,但是无论怎么说,在“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的政治理论下,苏舜钦终究还是无法面对,原有生存价值体系崩溃后的生活,不得已才遁走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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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舜钦《夏意》
“进奏院狱”的发生时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因“庆历新政”而引发的党争,进而将其延伸为旧党与新党之间斗争尖锐化的表现。当然,这其中固然有着新旧党争的因素,毕竟王拱辰事后曾言道:“吾一举网尽矣”。但其中与苏舜钦个人的因素也有很大关系,朱熹评价进奏院狱有一句话非常合适:“虽是拱辰、安道辈攻之甚急,然亦只这几个轻薄做得不是,纵有时名,然所为如此,终亦何补于天下国家邪”
在仁宗朝中期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以苏舜钦为代表的文人团体,很容易被宽松的政治表象所迷惑,认为只要直言进谏,就是为国为民的“好官”,反而疏于对基本政治素养的养成,进而发生与自身形象不符的事情。而随着以范仲淹为首的新党上台执政,政治的天平逐渐发生了偏移,即使是像宋仁宗一样“仁义”的皇帝,也会出于政治平衡的考虑,打压得势的一方。后来的事实证明,庆历之后的朝廷言论和行为的确规范了很多,但是也同样打压了一部分敢于发声的官员,这也是宋朝后期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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