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孙国忠|贝多芬与音乐中的伟大性( 二 )


 贝多芬|孙国忠|贝多芬与音乐中的伟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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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是一位跨时代的伟大作曲家,“集古典之大成,开浪漫之先河”,对贝多芬的这一评价已是老生常谈,但其中的含义的确值得一再体悟。贝多芬能够将海顿和莫扎特所奠定的“古典风格”(the Classical Style)推向高峰并开创具有“浪漫”特质的音乐风尚,自然与时代氛围、艺术流变和他个人的心路历程及作曲实践密切关联。但更为重要的是,贝多芬以其强劲的音乐创造力极有个性地展示了“古典风格”的创造性转化并引领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精神蕲向。贝多芬三十岁时跨入了十九世纪,新时代扑面而来的新观念、新思潮和新追求使得这位志存高远的作曲家深感艺术求变和音乐创意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此时的贝多芬已经进入他的中期创作,亦称“英雄主义年代”。颇有深意的是,这时期的“英雄主义”情怀正契合了作曲家丰富的内心世界与外部“实体世界”之交流产生的心灵共鸣。贝多芬因耳疾导致的精神危机让他的人生观经历了极为强烈的心灵震荡,外部世界由法国大革命催生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拯救意识的革命向往则进一步激发了他艺术救赎的信念。像海顿一样,贝多芬本质上是一位器乐作曲家。除了唯一的一部歌剧《费岱里奥》、独唱类的艺术歌曲和包括两首弥撒曲在内的一些合唱曲,贝多芬的音乐创作主要集中在古典时期最为典型的四种器乐曲体裁: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与以弦乐四重奏为代表的室内乐形态的重奏曲。应该指出的是,这几种器乐曲体裁和样式没有一种是贝多芬首创的。换言之,在海顿和莫扎特手里,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与弦乐四重奏已经形成了各自的“体裁规范”并已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其中不乏留芳百世的经典之作。贝多芬的音乐贡献和艺术推进在于:他以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强度进一步深化了这些器乐曲体裁的音乐表现力,他以更具主体意识的艺术构想和富于表现意图的音乐话语在扩张这些器乐曲体裁之“疆界”的同时,极有张力地强化了音乐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表现的“厚重感”。这在他的交响曲创作中展现得尤为明显。贝多芬总共写了九部交响曲,数量上要比两位前辈少得多,但他这九部交响曲的“容量”远远胜过先前任何人的交响曲作品,这种“容量”的扩充既指作品的篇幅和艺术体量,更意味着音乐蕴涵的厚重与深刻。从《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中,我们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贝多芬巨大的创造力和音乐话语中的“思想”表达和“精神”展示,而这样的“思想”与“精神”显然与作曲家的内心世界和他的时代感怀紧紧联系在一起。创作这部交响曲之前,贝多芬刚刚度过了他人生中的生死危机。从1802年10月6日所写的著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遗嘱”(The Heiligenstadt Testament),可以知晓贝多芬“人生戏剧”中最令人震撼的独白:“我已濒临自杀的边缘。是艺术,就是艺术留住了我。啊!在我尚未把我感到的使命全部完成之前,我觉得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正是带着这种神圣的艺术使命感,贝多芬用音乐完成了他的精神救赎。贝多芬的这部交响曲创作的确与拿破仑有一定的关联,因为拿破仑向旧世界开战的英雄壮举让这位向往民主社会理想和崇尚独立精神的自由作曲家产生强烈的心灵共鸣。但是,贝多芬内心的“英雄情结”绝非仅仅对应拿破仑或其他某位伟人的英雄事迹,这也是他后来得知拿破仑称帝后会愤怒地即刻撕去写有“拿破仑·波拿巴”字样标题页的原因。《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于1806年正式出版时,作品标题页上出现的已是别具蕴意的题献:“为隆重纪念一位伟人而作的英雄交响曲。”毋庸置疑,此处的“英雄”实际上具有抽象的意涵。这种由艺术升华所传递的“英雄”理念和彰显革命情怀的交响“叙事”,贴切地反映了贝多芬对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认同和对悲壮人生的深刻体悟,它以具备哲思底蕴的音乐深意展现了一位处于变革时代的作曲家的思想境界和创作追求。作为西方音乐史上的一部里程碑作品,《“英雄”交响曲》对交响曲体裁和对贝多芬个人创作发展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它的人文蕴涵和史诗性品格。正是这部波澜壮阔、气贯长虹的交响史诗开辟了纯器乐形式宏大叙事的创作新路,作曲家的个人抒怀开始呈现大格局的音乐思维和交响理路,渗透其中的是对音乐“伟大性”的探寻、表达和致敬。对此时的贝多芬来讲,这种音乐“伟大性”的品质及意涵就是大开大合的“英雄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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