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认为图拉真皇帝的所谓“时代精神”有些过于空泛，那么贤明的罗马人（无论皇帝还是普通公民）应该拿出斯多噶派的看家本领，以漠然不动于心的态度看待人生的一切荣辱与沉浮：
“以最善的方式生活，这样的能力是在于心灵，如果心灵对世事（无关重要的事）能泰然置之或漠然视之，则生活可达于至善。心灵所以能采取漠然的态度，是在于它对每一件这样的事情都分开来看，又都总起来看，还在于它记住这些事情中间任何一件也不会使我们产生关于它的意见，也不会把这些意见带到我们这里；这些事情本身绝无任何动作，是我们自己作出了关于它们的判断，我们可以说，是我们自己把它们写在我们心里，因此我们是可以不写它们的，如果偶然这些判断不知不觉地进入我们心里，我们是可以消灭它们的······因此，每个人都可以寻求他自己的善，过着善的生活。”
这种斯多噶派的哲理，在现代人看来难免带有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的色彩，但在罗马当时，强调心灵的自我修养也就是强调人性，因此奥理略在同一段话里又劝勉人们“去找合于你自己本性的东西，努力追求这个东西，即使它不会带来名誉”。
马可·奥理略在几个“好皇帝”中是最后一位，他的思想可以说是具有总结性的。从体制看，皇帝统治与古典文明崇奉的民主原则可谓背道而驰，但由于罗马帝制将其理想奠之于人性与理性，则与古典的民主原则尚有灵犀相通之处。如果说奥古斯都以政治机构保留共和外衣为罗马帝制赋予古典色彩，那么安敦尼朝诸帝对人性与理性的强调则更增加了这种色彩。
耐人寻味的是，在罗马斯多噶派大师中，把这种从人性统一、文明统一出发而提倡天下统一的观点发挥得最杰出的，却是为共和丧身的西塞罗。他在《法律篇》有一段精彩议论，可以称之为罗马帝国的政治宣言，我们也不妨在此摘录如下：
“我们所谓的人，是具有预见性、灵敏性、综合力、激智力，是富有记忆力、充分的理性和深谋远虑的动物。创造人的至高无上的天神赋予了人当然的高贵的地位。因为人是如此众多的各种各样的活的生命当中唯一获得一种理性和思维的生命，而且其余所有的生命都为人所统治了。然而，我还认为不只是在人间，而且是在整个神的世界和整个宇宙，难道还有什么东西比理性更神圣的呢？理性，只有当它充分发展和尽善尽美的时候，才能真正称做为智慧。由于无其他之物比理性更美好，并且由于它存在于人和天神两者之间，所以人和神的第一份共同的财富就是理性。共同具有理性的人也必然共同具有正当的理性。因为正当的理性就是法，所以我们必然认为人与神共同具有法。共享法的人也必共享正义。因此，就应把共享法和正义的人们看作是同一国家的成员。如果他们真正服从同一权威和政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确实如此，其实他们就是服从神界的制度、神的意志和超越宇宙权力的天帝。现在，我们可以设想把整个宇宙看成为神和人两者共同为其成员的一个国家。”
按西塞罗的本意，可能是为已经变成奴隶制大帝国的罗马共和国奠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基础。他所说的，无非就是斯多噶派的“世界公民”口号的具体化，而且更强调了天下一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只是他还不知道奴隶制国家的发展规律还要求一统天下的罗马进一步演变为皇帝统治的罗马帝国，但他这段话中提到的神人一致和理性一致却隐含着可供帝制论者大加发挥的原理，因为神的世界是在天帝朱庇特统御之下的，人间的帝制无异于神间帝制的翻版，这也就是皇帝的神性崇拜必须大力维护的秘密所在（基督徒倒霉就在于他们破坏了这种崇拜）。
同样地，只要皇帝崇奉理性并按理性原则从民众手中取得统治之权，帝制自然合理合法，这就是奥古斯都要扮演那场让权授权的政治喜剧和皇帝总得由元老院和民众“选举”的奥妙所在了。
因此罗马法学家乌尔皮安努斯断言：“皇帝的意志固然是法律，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民众已把自己的权力与权威都赋予和委托于皇帝。”现代西方的法学家也同意，若按罗马法而言，罗马帝制实为君主立宪之制。可是罗马立宪却无宪法之设，若真要找一篇冠冕堂皇的立宪宣言，恐怕非西塞罗上述名篇莫属，最多只需把他所说的“国家”明确为“皇帝统治的国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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