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王先生对此并不满意，一直希望增补。2019年底到2020年初那段时间，他身体状况欠佳，深受头晕之苦，完全无法动笔，但待身体稍一好转，便又坐在书桌前展开研究与写作。一直到2020年7月，王先生增写了数万字内容。最醒目的是两篇万字长文：《自序：走进“钱学”——兼谈钱锺书与陈寅恪学术交集之意义》，1.2万字，除了交代此次成书缘由外，更以强健的笔力和清晰的学术思辨，分析了钱先生与陈寅恪先生之间五个学术观点的交集，并从这个角度切入探索钱先生的学术体系，指出“文学是‘人学’，必然与各个学科发生关联，因而，单纯地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路线是不足取的，必须同时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但最重要的，必须坚持文学的本位……不能让其他学科代替文学研究本身，这是贯穿钱锺书先生全部著述的一个‘系统’”。这样有力的文字一面世，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即如陈引驰教授所言：“这次新写的序言谈钱先生与陈寅恪先生学术观念的关系，触及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问题，很了不起！”
另一篇《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1.3万字，是王水照先生近年来反复研读《容安馆札记》的心得，此前未及成文，借这次成书的机缘，他“逼迫”自己写了出来。要知道，王先生不用电脑，这几万字都是他一笔一画写出来的。
王先生在自序中说：“这次编集，除了文字的修订外，我新写了此篇《自序》《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及两则附记。”这是择要的说法，实际上还有不少散于全书各处的增补。零散的就不提了，这里介绍几篇较长较重要的。
为《〈宋诗选注〉的一段荣辱升沉》增写的附记，补充交代了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先生于1959年4月在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上发表为钱氏“平反”之书评的前因后果，词学大家龙榆生在其中可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为《〈正气歌〉所本与〈宋诗选注〉“钱氏手校增注本”》增写的附记，进一步分析了钱先生不选《正气歌》的原因，对照大力推崇《宋诗选注》一书的小川环树却对《正气歌》“大选特选”，阐述自己这些年对此事的探究与理解。
《钱先生的两篇审稿意见》一文中，原本只是分段引用了钱先生审稿意见中的话，此次则新增两篇审稿意见全文，附在文后。顺便提一句，对此王先生一直很犹豫，最后在我们再三劝说下，考虑到原文件系工作性质的公函，且是纯粹的学术探讨，才同意全文公开。其中一份审稿意见因当时用圆珠笔写于薄纸上，年久漫漶，王先生怕我们认不清，特地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第14页所附钱锺书先生1984年12月信函，情况也与此类似。
日本早稻田大学内山精也教授是宋代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1988年，他到复旦大学进修，跟随王水照先生学习宋代文学。此前，他在日本已与若干同道学人一起从事《宋诗选注》翻译工作，到沪后就与王先生做了一次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钱锺书先生看到了这篇《对话》，在信中表示“奖借过量，益增惭悔”，这当然是他一贯的谦辞，但应该确是比较满意的，所以同意内山精也到他家中拜访，畅谈许久，并留下了珍贵的合影，即此次收在书中的第219页的照片。此事的前因后果，王先生原在《钱锺书先生的闲谈风度》一文开头有过简单介绍，此文发表时，自需一个冒子，既是引起全文，也是交代前情；但收进书中时，因全书均围绕钱先生，故不再需要这个冒子了。我便建议王先生把这一段移作《对话》一文的附记，王先生采纳了这个建议，但认为直接移过来不够妥帖，遂在吸收原先文字的基础上补写附记，将事情交代得更全面。他的精细缜密，于此亦可见一斑。
一张张拍照传校样
除了新增大量内容外，王水照先生逐字逐句审阅了全新编排过的书稿。本来每次书稿有进展，或是王先生有什么新材料要交代，都是我到学校或他的住处送、取；但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各个小区封闭。春节前，我把一校样送到了王先生住处，没想到当王先生看完校样时，我却不能去取了。那怎么办呢？起初试过电话沟通，但因修改得太多，这样要讲很久，还容易听差记错，并不可行。最后采取的办法，是逐页拍下来，再用微信发给我。86岁的王先生，虽然一向与时俱进，也早就有了微信，但说实话用得并不多，毕竟看手机伤眼，所以我一般也尽量把材料打印出来送去，减他负担。但这时实在没有办法，逼得王先生使用微信的频率大幅提升。一校样比成书篇幅少一些，但也有200多页，老先生硬是逐页拍照后发送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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