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诞辰110周|最资深“钱迷”眼中的“钱锺书”( 三 )


王先生那段时间身体仍然虚弱,却还是坚持一页一页看完全部校样:从小标题的修改,到出处的校正,乃至一个字或一个标点,都一丝不苟地批注在稿面。整本校样看完,对我来说仿佛是上了一堂精彩的学术写作课。
其中有一页校样,令我尤感触动。王先生有许多材料留在旧居,他一直想找,但因为疫情无法回去。在校样处理到相关问题时,他批注道:这个材料须回旧居找,然后情不自禁地大叹一句:“快点解除隔离吧!”王先生性情是极温和的,我自读书时认识王先生,20年来似乎从未见他着急慌忙,总是那样淡定,不疾不徐;但看着这行字,我好像见到了王先生苦恼烦闷的样子,他对这本关于钱先生的书稿的重视,在这不经意的字里行间亦展露无遗。
亲身示范“弟子服其劳”
王水照先生自1960年从北京大学毕业,进入中国社科院(当时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即跟随钱锺书先生治学与工作,一直到1978年他调至复旦大学,18年间始终亲承謦欬;而自1978年至1998年钱先生去世,20年间他们也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书里有一封杨绛先生写给王先生的信件,对他为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写的文章表示肯定,还回忆了当年生活的情景:“我还记得我们那间陋室,你曾为我们缠上一条铅丝。铅丝始终‘直如弦’,整栋七号楼已无迹可寻矣。”当年钱、杨二先生住在一间小宿舍,王水照先生住在兼做仓库的门房,距离非常近。除了在屋内拉一根铅丝用来晾衣服、毛巾,他还为钱先生的台灯换过功率较大的灯泡。因书桌前的窗户朝北,光线不足,灯亮一些,钱先生才好读书,不至于伤眼。
另一封信中,杨绛先生问:“‘烧饭人’还记得我吗?”这个“烧饭人”是谁,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兴趣。答案是:王先生的公子。当时王先生尚年轻,公子更是只有几岁,在社科院里自己玩,遇到了杨绛先生。难得碰到一个说上海话的小朋友,杨先生非常喜欢,就与他聊起来。小朋友叫她“阿姨”,杨先生说:“你应该叫我阿婆。”“为什么?”“你去问你爸爸就知道了。”王先生的回答是:“因为她是我的老师,所以你要叫阿婆呀。”杨先生听到后笑说:“我不是你的老师,钱锺书才是。”这句话被王先生视作一种认可,一直记在心里。当时杨先生还问小朋友你以后要做什么,答曰“要烧饭”,逗得杨先生大笑,后来每与王先生通信,末尾总要问一句“烧饭人”如何了。
这次的书中,最遗憾的是没有一张王水照先生跟钱先生的合影。对此我再三问过王先生,为什么别人都有,您反而没有呢?王先生说:“你不知道,我那个时候见到钱先生,都是毕恭毕敬的,哪敢提什么要求!你看到广宏当年在章先生跟前的样子,就知道我的样子了。”外子陈广宏是章培恒教授弟子,所以王先生这么跟我说,我便完全明白了。另外,在那个时代,照相机是稀罕物,拍照远不如现在这样方便,别说合影,那些年的单人照,王先生都几乎没有。还有一个原因他没有讲,但我想还在于日常天天见面的人,往往想不到特意去拍照;反而是难得见面、特地相约的,才会专门准备相机合影。就像内山教授去拜访钱先生,一方面是当时他在日本比较容易获得相机,一方面是专程拜访,知道机会难得,所以才留下了这次收在书中的珍贵照片。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中关于“钱学”的探讨,已经受到许多关注。王水照先生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泰斗,以他的学术功力,去分析、探究钱先生的学术思想,自然与他人不同。对此相信今后会有更多专业学者讨论。而我在这次出书过程中,深切感受到王门弟子对老师的满腔热情。侯体健教授作为王先生的助手,从选题、分辑到搜集文章,均深度参与,后来新增的两篇万字长文,都是王先生手写后,由他输入电脑并校对的;书后附录的“本书所涉与钱锺书先生相关文献”,则是由他的太太刘晓旭整理的初稿。卢康华博士是西泠印社社员,艺术功力深厚,书中所有涉及《钱锺书手稿集》的引文,都由他校对一至二过。钱先生的手稿集是公认的难读,不仅多为草书蝇头小字,而且从天头到地脚密密麻麻,或横或竖,或忽然一根细若游丝的线条指引到旁边插入。我复校引文时,常常半日只能找到一条,眼睛却看到刺痛流泪了。如果没有卢博士的校核,真不知该怎么办。书中钱先生信函和两篇审稿意见的释文,都是卢博士做的,他还取钱先生“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之句,篆刻了“书癖诗情”印章一方,作为钱先生110周年诞辰的纪念。另外,王先生门下还有许多学生参与了书稿校对和纪念会筹办的工作,正如王先生自序最后所云,他们都有“弟子服其劳”的精神。我想,这跟王先生对自己的老师始终敬重、以弘扬老师的学术为己任有关,言传身教,给他自己的学生做了最好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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