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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地方为掌握高层动态，专门设置了一个特殊机构，其人员堪比锦衣卫( 二 )

人员地方锦衣卫两江总督动态


信息|地方为掌握高层动态，专门设置了一个特殊机构，其人员堪比锦衣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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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坐探呢？官员是按照什么委派坐探的呢？坐探有不同的类别吗？首先、我们来看看官员委派“坐探”所遵循的原则：在清朝，无论是督抚，还是府县，抑或者是文武官员，均可以派自己的心腹驻在某地搜集情报。比如说，在中日战争期间，浙江的巡抚认为南京的信息传送太慢，不能及时掌握战情的变动，于是，他便派了一名候补州县丞相前去天津以打听军情；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南北方信息来往受阻，温州总兵便委派候补县令赶赴上海探查国家的防御情况；1906年，安徽与浙江的交界频频发生匪寇事件。为了掌控土匪们的动向，芜湖关道便把自己的佐杂派去调查详情。从以上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有的坐探身份是公开的，而有的探员则因为其侦查目的的隐蔽性，所以，他们的身份是秘密。从庞栋材被控诉一案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庞栋材，化名为庞芝林，他原本是上海一家报馆的馆主，后来，因为中法药房一事被官府罚款一百块外币。这件事发生不久后，贵州的巡抚就立刻发电报给上海的道台询问这件案子，还说，庞栋材是贵州州县的驻沪委员，不知道庞芝林是不是庞栋材？没多久后，上海方面展开调查，发现庞芝林确实是贵州巡抚的坐探委员。除此之外，坐探有时也会帮自己的顶头上司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比如说，李景枚在做坐探的时候曾经帮浙江巡抚送一封信札、两箱茶叶和四盒燕窝给闽防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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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再来看看坐探的类别：如果，按照情报的内容来划分的话，那么，坐探就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专门负责刺探敌军战况的；另一类则是负责打听和搜集政报的。对于前者来说，地方官员安插一些坐探去打探军情或者匪情，那是很常见的事情。比如说：1863年，一些回民在陕西、甘肃边境造反，为了掌控情况，察哈尔都统便委派佐领去刺探敌情。然后，都统写了一份报告给朝廷，说：“现在宁夏和黄河两岸都有匪寇盘踞，暂时还没有往北蔓延的趋势，绥远等地的回民已经安定下来了；沿河口岸和靠近甘肃、蒙古等地区也已经加大兵力分别进行防御了；如今我又设置了坐探，保证万无一失。”如果，在战争的情况下，信息来往不便利，那么，就很有需要设置坐探了。例如：义和团运动期间，北京和天津的电线被切断了，南北沟通受阻，两江总督便委派数名坐探，让他们分别前往上海、天津等地方打探军情，并随时发电报回来汇报信息，以此提前做好打仗的准备。跟刺探军情这类具有一定突发性和特殊性的坐探相比，搜集政报类的坐探则更是常见了。其搜集的信息十分多，范围广泛，有关于军政外交的，也有官员和百姓发生冲突的。比如说：浙江巡抚的坐探，无论是中英之间因为开平矿产而产生的纠纷、中国和俄国关于东北三省铁路和矿产权益的谈判，商人对于粤汉铁路的认购股权情况，还是上海租界工人、商人和学生罢市的起因和结果、朝廷官员的变动情况以及各省警政筹办进程等，都会被坐探们记录下来递送给浙抚。而且，坐探在报告中，对各种信息的阐述都有详略之分，有的上百字而有的仅有二十多个字。从现有的一些历史文献上来看，晚清之际的坐探主要关注外交上的事宜，如：教案、和约和路矿权益等。其中，坐探对于教案的关注度是最高的，对其记录也最为详细。我们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晚清政局发生了许多变化，教案、路权和矿权等外交事务逐渐成为清政府和地方官难以处理的问题。除了常规的政务以外，这些对外事务也跟官员们的升降贬谪关联日益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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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发生了庚子事变以后，外国势力强行干预中国内政，官员们是否能够得体妥当地处理外交事务往往决定着他们未来的仕途走向。例如：光绪三十二年，江西巡抚因为处理不好南昌教案，所以，被中央撤职了。有了前车之鉴，官员们自然想搜集更多类似的案例作为借鉴，以此更好地应对外交政务。另外，还有一类坐探报告也值得我们去关注，那就是：记录其他省份政务和朝廷官员变动情况的报告。这其中，广西土匪的发展情况、江苏漕运的通畅状态、广东路政以及各个地方官员上奏给中央的建议等都是坐探汇报的重点，而边境大臣的人事变动情况，则更是坐探汇报的重中之重了。比如说：因为安徽的巡抚经常受到其他大臣的弹劾，中央有把他撤职的想法。因此，坐探就会围绕谁将任职安徽巡抚、谁最有可能就职这一职位这两个问题而投入一定的关注，一旦发生了一点的变动，坐探们就会写进报告中。甚至，就连两江总督什么时候回南京、载泽什么时候离开京城这样的小事件，坐探也会记录在案。由此可见，坐探的重要任务就是关注政情。在向自己的顶头上司递送报告的时候，坐探们并不是只记录事情的原委，有时候他们也会在报告中写上自己对时政的看法。比如说：朝廷通过总税务司和各国商量决定:撤销设置在各个通商口岸的外国邮局，以此，来弥补中国在邮局上的亏损。姚张树在阐述这一事件的时候，加入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当今的政局已经不能跟以往的相比了，即使中央真的要这样做，国家财政也无力支持购回款，总税务说的方法不一定能够成功。”再比如说：南昌教案发生以后，姚张树不仅在报告中描述了中国官员、外国势力和人民等对此的看法和反应，还写出了自己对此事的担忧：“省城中人心不定，人们对此感到十分惊恐，匪徒借着事端仇视教会，以挑起中国和外国的矛盾，国家后患难以预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名坐探，不仅要刺探政情，还要尽到一些幕僚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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