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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来说一下坐探信息的准确性，这一点非常重要：看了以上这么多例子以后，你可能有一个疑惑：坐探们搜集到的信息准确吗？其实，这主要跟坐探信息的来源途径有关。实际上，在坐探们的报告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津报云”、“京报云”这样的字眼，这说明报刊是坐探信息来源的一个重要途径。可是晚清时的报刊十分复杂，其有时会刊登一些民间谣言、讹言。在这种情况下，坐探们递送的信息报告的准确性就很难保证了。比如说：光绪三十一年，李景枚递送了一份报告给浙江巡抚。在报告中，李景枚说中国和日本将会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于北京签订一份新约，并简单抄录条约中的第十二款约定。根据报告中记载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份新约就是《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其附约。虽然，李景枚在报告中言之凿凿地说条约共有十二条款项，但是，他说的款项没有一条跟最后公布出来的条约内容相同，就连条约的大概事项也相差十分大。并且，在一些核心问题上，如：撤军、开设通商口岸，路权的归属权等，李景枚的报告与条约更是差距甚大。例如：条约只规定了日本和俄国的军队要同时撤退，但是，并没有详细规定撤退时限，而李景枚在报告中则说：“日本驻扎在南满洲的军队必须在十八个月内全数撤退。”此外。条约中也没有提到日本要租借关东半岛多久，但是，李景枚报告说：“日本租借关东半岛一千九百十三年零三个月。”对此，李景枚解释说：“自己的报告是从一些西方的报刊中翻译过来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坐探信息的准确性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还可能出现以讹传讹的情况。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的时候，作为天下之君，皇帝设置了自己的“耳目”——江宁、苏州、杭州三大织造，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而上文我们所阐述的，则是地方官员们为了搜集信息而设置的“耳目”——坐探，这是晚清之际出现的一种新型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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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曾经以“叫魂”为案例，详细阐述和分析了清朝时期，中国政治和信息传播的因果。他们认为：皇帝和官员们对社会信息的掌控程度是构成那场妖术恐慌的核心要素。简言之，政府能否正常有序运转，主要取决于其对信息的掌控程度。而行政机构能否高效运转，政权能否很好地表达和实践，这主要与军事、政治信息有关。另外，因为报刊信息越来越公开透明，其并不能满足官员们对政治信息更近一步的了解的需求，所以，他们希望能够通过私人关系来构筑一条迅速获取信息的通道，以此更好地应对政局之变化。就这样，坐探应运而生。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在暗地里活动的坐探也是官场的组成部分之一，他们虽然不被史册记载、地位低微，但是，却在无形之中深刻影响着官场的一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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