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来到新疆和中亚的是19世纪中后期服务于英法等国军方的探险家，和一些抱有贵族阶层冒险精神的探险者。
1922年，法国政府与当时阿富汗政府签订了文化协议，其中的考古垄断协定将其他国家考古队拒之门外。此后的三十年内，法国独自垄断了阿富汗的田野考古、拍照、发掘物整理和出版报告权利。同年建立的法国驻阿富汗考古代表团（archéologique franaise en Afghanistan，简称DAFA）是他们的官方机构。这一时期最值得关注的是DAFA临时主任哈金夫妇（J.Hackin和Ria.Hackin），他们夫妇带着一支小队伍到阿富汗上任，正式开启考古研究，他们由于人力、精力有限和地区动乱，并没有对巴米扬进行系统的发掘。在1931年哈金和助手参加了雪铁龙亚洲探险队，在途径新疆时，新疆地区陷入“政治秩序”混乱的时候，他们潜入龟兹地区、焉耆七个星石窟和柏孜克里克石窟进行了一些研究。他们对巴米扬进行了许多图案比对，但是大多数都是建立德国对龟兹石窟的研究成果和当时盛行的维也纳学派的李格尔（A.Riegl）“风格学说”之上，做出了不少“想当然”的美术样式推论。但巴米扬的研究随着二战全面爆发、法国沦陷后，哈金夫妇积极投身于抗击纳粹的宣传当中，1941年，夫妇二人和助手J.Carl乘坐的前往上海的轮船被德国潜艇击沉，三人不幸罹难，他们的石窟资料整理工作也就没有完成，现在资料还在吉美博物馆存放。二战结束后，法国考古队重返阿富汗，直到1979年苏联入侵，法国在阿富汗的考古工作才被迫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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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等人借助美国的壁画颜料“分析传统”，通过技术手段对壁画绘制材料成分进行检测，就克孜尔石窟与巴米扬石窟壁画色彩、样式进行了研究。1938 年，哈佛大学弗格美术馆的盖顿斯(Gettens)对1926 年从德国购入的克孜尔壁画残片进行了彩色颜料和技法检测分析，这些资料综合在一起有了新的发现。在此基础上，1962年名古屋大学的山崎一雄指出，克孜尔石窟与阿富汗巴米扬石窟的壁画，在壁画地仗层制作、绘画原料、用色和绘制技法等各个方面，都非常相似。他们推断，可能是同一个民族或种群携带一批工匠在新疆、中亚等地迁徙游动，留下了近似的绘画。
哈佛大学继续保持对巴米扬的研究传统，1978年，绍特尔（K.Salter）出版哈佛大学博士论文，通过整合、比对巴米扬地区与周边国家的佛教艺术纹样，得出关于年代学的结论，其一，当时的西突厥王室主导了兴都库什佛教美术学院；其二，巴米扬东西大佛的大概建造时间在6世纪。这是巴米扬年代学正式争论的开端，尽管当时日本学者已经提出类似观点，但是由于信息不通畅，很多研究出现了重复。但巴米扬大佛和石窟的分类别研究已经开始精细化，这一时期的进步有些是因为“技术进步”，在巴米扬石窟的印度修复队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南亚考古过程中，印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作为曾经英国的殖民地，他们继承了英国遗址保护、文物修复的理论传统与技术。1969年印度考古局协助阿富汗对巴米扬大佛进行修复，把足部进行了清理，此时确认东西大佛的实际高度。修复工作持续了7年，之后Shri.R.Sengupta发表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在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印度人在东西大佛的表面搭建了非常多的脚手架。因为中亚的山脉以砂砾岩居多，岩层较松，很多石窟前阶梯和通道都已在历次地震和自然风化、人为破坏中坍塌，所以必须靠梯子或脚手架进行攀爬，这样很多高处的建筑、雕塑、壁画细节都才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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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巴米扬大佛被塔利班炸毁震惊世界，此后的恐怖袭击事件让美国重启和阿富汗的对话。阿富汗内战中，不仅巴米扬大佛被炸毁，很多壁画都遭到破坏，尤其是一些和龟兹壁画类似的石窟，壁画都被盗割，这对科学研究的持续推进非常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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