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巴米扬地区城市建设加快，一些基础设施施工威胁到了地下文物安全。2020年7月开始，阿富汗考古局在巴米扬展开新紧急考古发掘，开启4处考古工地。阿富汗考古局长诺里、国家博物馆馆长拉西米也都带队一起工作，曾在中国敦煌研究院培训交流的阿巴斯（Abbas Kawari)正在率领工作人员展开发掘。如果没有疫情影响，我想我们此刻也正在工地考古中。去巴米扬进行文物保护和考古是我的心愿，最早吴欣老师去阿富汗调查、以及去年邀请DAFA主任来复旦大学讨论时，我们都曾考虑要进行联合考古调查。尤其是关于最近这些年发现的佛教寺院也都紧靠矿产区分布，矿藏可能会为寺院和宗教活动带来财富，这些矿石和贵金属之间的交易也是丝绸之路畅通的主要动因。过去我们在研究青铜时代时，发现中亚和西亚地区之间存在密切的宝石、矿石交易，而佛教时代一些重要的城市和寺院选址，也都是有这方面考虑，这些矿藏与佛教物质文化的关系也值得我们深思。最近几年我们发现过去认为的中亚和阿富汗古代道路虽然是沿着河流走，但还是觉得主要是依靠马匹、驴子和骡子等畜力行走，忽略了坐船漂流的可能。我们在还原一些古代道路时，发现很多丝绸之路都是依靠坐船的，玄奘等人在阿富汗境内通过的一些道路，可能都是坐船完成，这给我们一些启示，会再思考一些城市之间的联系。如果能够重新考虑水系分布一些可能性，我们再去有目的调查可能会有收获，这当然也是我们的一个夙愿，可能实现还需要时间。
中国文献记载中的中亚：中国古代文献中，隋唐都曾积极探索阿富汗、中亚地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些都是属于“西域”的一部分，我们对于西域是充满兴趣的，但一旦接壤印度等于触及了西域的边缘。隋炀帝时期（605—617），裴矩曾出使西域各国，但是并没有到达印度，“独天竺拂菻不至为恨…”这说明在隋唐朝人的心目中，关于印度的边界一直有着清醒明确的认识。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也明确记载，从迦试国进入滥波国就是进入北印度国境，从北印度到达漕矩吒国即是明确离开印度文化圈。所以，我们在讨论西域的时候，无论如何是无法绕开阿富汗的，西域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把钥匙。
并且我们也都知道龟兹在唐朝的一段时期是安西都护府所在地，包括巴米扬在内的大部分阿富汗地区都在658年后被纳入安西都护府管辖范围。从政治上考虑，这些地区可能存在很大的文化交流和互动，这些当然历史学家更有发言权，我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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