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中亚的“王冠艺术”。冠饰往往作为身份的标志或者地位的象征出现。如在克孜尔83窟、巴米扬k3窟中都出现的弥勒菩萨，身份一致，冠饰也完全一致。白匈奴（klingila）钱币中的冠饰（左），也出现在了阿富汗北部壁画中（右）。敦煌和和田都发现了以日月作为主要图案的冠饰的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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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敦煌壁画较多的涂改、覆盖情况，巴米扬壁画基本都是一次完成，后期补绘情况很少，根据龟兹研究院老师们的研究，龟兹壁画也有重绘现象。上世纪20、30年代，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勒克克等人大致构筑了克孜尔石窟的编年体系。后期瓦尔德施密特（E.Waldschmidt）发布的年代观，将库车周围的壁画分为三种样式，即属于印度-伊朗风的第1-2样式，和属于唐风的第三样式。他将第一样式定位500年前后，将第二样式定位600-700年前后（目前看来对绝对年代的推断可能偏晚），这种年代观也是国际共识。 第一样式创作相对原始粗糙，自然写实，以暖色调为主；第二样式大量运用了青金石，吸纳了周边宗教和艺术的特点，突出装饰性功能，这是和巴米扬壁画联系最为紧密的。
有趣的是，我们在巴米扬东大佛佛龛天井的壁画上发现了一种白色的鸟类——这种鸟在中国境内仅见于克孜尔石窟。后来根据对鸟类迁徙轨迹的研究，发现鸟类的迁徙轨迹很长、有的甚至可以横跨大半个地球，确实有一种鸟类沿着从南亚、中亚、新疆、北亚的轨迹迁徙——巴米扬和克孜尔恰好都是他们经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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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米扬的大像
此外，巴米扬石窟还有5座大型坐佛，因为巴米扬石窟都是围绕大佛修建的，这些或许和龟兹壁画联系更紧密。如果一定要巴米扬巨佛和龟兹大像窟进行比较，我们需要特别慎重，因为有很多国内的学者都有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大像窟”的大佛和巨佛是有区别的，如果按照10米高度以上的区别，目前所见材料中，克孜尔没有大佛造像实际遗存和图像证据，只有侧壁上的穴棒和部分足部莲花座等残留痕迹，这些需要应用严谨的考古学进行分析。在巴米扬山谷附近的卡克拉克石窟曾经留存有一座7米高的立佛，也非常特殊，经过我们的研究这是有可能进行比较的。卡克拉克石窟的这座立佛其实是和龟兹石窟中的“大像窟”在建筑样式、石窟形态中最为类似。现在很多龟兹地区的大像窟的岩体也已经坍塌，并不是最初的石窟建筑样子，很多大像可能并不是像现在一样暴露在自然和视野中，而更像是“中心塔柱”石窟。关于“大像窟”还有很多疑问，在龟兹研究院徐永明院长和苗利辉老师帮助下，我们上个月又去调查了这些石窟，我在龟兹研究院老师们帮助下也找到了一些证据，就是一些“大像窟”的前室结构是存在的，例如在森木赛姆的山崖上“大像窟”隐约有前室佛龛的痕迹，而且前室是一个闭合空间，这说明这些“大像”最初是在石窟内部空间进行礼拜。而巴米扬东西大佛从最初营建，都是直接暴露在外部，是一个地区的视觉中心，并且其周边的石窟组合也非常复杂。卡克拉克石窟立佛足部都有莲花座和回廊环绕，类似“中心塔柱”石窟样式，但不幸的是在2001年也被恐怖分子炸毁，现在遗留下来的建筑结构与森木赛姆非常类似。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卡克拉克大佛的残余资料推断出以森木赛姆为代表的克孜尔地区大像窟的形态，但我们还需要谨慎，这样的综合比较研究，应该更多听取龟兹研究院和巴米扬石窟老师们的意见。
此前，人们一直难以找到巴米扬山谷的地面城市、佛寺建筑，认为石窟年代学较早，然而这个结论可能要被推翻。2002年，流亡法国多年的阿富汗国家考古局长塔里兹（Z.Tarzi）回国主持工作，发掘了巴米扬山谷寺院。2012年塔里兹将巴米扬山谷发掘的MO寺院的佛塔外壁试样交给名古屋大学进行年代测定，得到山谷寺院年代在两个时间段258～296年和320～408年之间，出现误差的原因可能是一些建筑、造像内的木材的后期循环利用。 也就是说，巴米扬地区有佛教活动和宗教造像的年代，可能要远远早于我们之前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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