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很多人非常倾向于这个剂量：一两等于1.6g，比我们高 。
的一两等于15.625g小了十倍 。为什么呢？一个是100黍为一铢，一个是10黍为一铢，差了十倍，所以日本到现在为止，多数的医家仍然是用量比较偏小 。
我在日本待过几年，在那里医生的用量的确是很小的 。但是，由于日本人和中国人的体质上不同，他们不是祖祖辈辈地吃中药，不是基因里都镶嵌着中药味儿，所以他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敏感的 。
而且，我在90年代初去的时候，发现日本的药材质量要比我们国内的药材好得多，非常的干净，而且是上等药材，所以相对用量比我们会小一些 。
我当时在那儿用药大概是国内用量的一半儿左右，甚至更小一点 。从度量衡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非常紊乱的剂量 。
傅延龄教授把它归纳了一下，《伤寒论》中的一两折合成现代剂量的有1g、1.2g、1.6g、3.0g等 。这里面有很多是有文献依据的，有很多完全是臆测的，有很多是书抄书的 。
那么现在比较靠谱的是哪个剂量呢？就是13.8g，这个剂量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范吉平教授在前几年曾经写的一本关于《伤寒论》药物剂量考据的书里明确提出来的，一两等于13.8g 。
我们现在做的“973课题”——以量-效关系为主的经典名方相关基础研究，其中一个课题“基于文献及临床经验挖掘的中医方药剂量理论研究”是由北京中医药大学傅延龄教授承担的，他们的课题组主要从事文献的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也是一两等于13.8g 。
13.8g和15.625g有一点差别，差了1g多，这是怎么来的呢？当时柯雪帆教授在考据的时候讲的是汉代，并没有把它分成东汉和西汉，他考证的这个剂量实际上是西汉的剂量，而我们考证的这个剂量是东汉的剂量 。
西汉和东汉都是16两秤，即一斤等于十六两，但西汉时一斤是250g，而东汉时是220g 。那么，250g÷16=15.625g，220g÷16=13.8g 。
张仲景毕竟是东汉人，所以我们还是倾向于张仲景用的剂量应该是东汉的剂量，即一两等于13.8g 。
但即使是13.8g，和我们教材中的3g也是差距甚大，有四倍多，接近五倍的差距 。
我们之所以在用量上有这么大的偏移，有的特别之大，有的特别之小，应该说都有一定的依据，这里的依据主要是根据官方度量衡，有的猜测性的依据就不足为凭了，像一两等于3g，它是怎么来的呢？
一是用药习惯，从宋以后用量非常小 。最后定到3g的实际上是李时珍 。我们知道李时珍它不仅仅是药物学家，他的出身是医学家 。
明朝嘉靖年间给嘉靖皇帝看病的御医，后来专门研究药学，也应该说是个大医学家，李时珍根据已经流传了千百年的情况，根据个人的体会，提出“古之一两，今之一钱” 。
明代的一钱大概是3g，所以他说古之一两相当于今之一钱，所以一两等于3g，就是这样定下的 。
作为医生，人人皆知一两等于3g的剂量 。一两等于一钱，实际上传播最广的是汪昂，汪昂编了《汤头歌诀》，《汤头歌诀》的说明里专门引了李时珍的这段话 。
李时珍的这段话是“古之一两，今之一钱，可也”，“可也”是商量的语气，但在汪昂那里却变成了“古之一两，今之一钱”，就成了一个定论 。
后代基本上都尊重汪昂的意见，都是“古之一两，今之一钱”,所以看《伤寒论》时，桂枝3两就是9g，白芍3两是9g，就是这样算出来的，但实际上是错的 。
我在早年刚出校门的时候，很喜欢经方，也很喜欢用经方，但是受到一两等于一钱这样一个观念的限制，用量非常之小，结果感觉到没有什么效果或者说效果非常差，尤其是对一些外感疾病，你用桂枝9g、白芍9g，作用非常之弱 。
所以后来逐渐恢复到用内科方，用中医基础的方来治疗疾病 。直到后来考据了张仲景的剂量之后，我们开始对经方本原的剂量进行尝试，从那以后，才真正体会到了经方的疗效 。
我们看一下，张仲景有没有可能用那么小的剂量，如石膏，在木防己汤里面，张仲景讲的是“如鸡子大，十二枚” 。
现代的鸡蛋肯定要比汉代大得多，所以我们当时请药学部的人称一下如鸡子大的十二枚石膏到底是多少，就选择跟鸽子蛋大小的石膏，十二枚是800g，这是有实物可称的 。
再比如说，水蛭，抵当汤里面是30枚水蛭，我们选了比较小的30枚水蛭，称了实际重量是108g，大概我们现在还没有人能用到108g吧，我用过60g，还未用过108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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