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实际上这里面还涉及一个问题，水蛭能否煎煮，水蛭煎煮后水蛭素就破坏掉了，所以我们用的时候都是打粉冲服 。
如果是冲服的话，3g、6g足矣，不需要这么大的剂量，但是若煎煮的话，这么多量也没有特别大的危险，因为里面的成分早都破坏掉了 。
从上述的非衡器剂量上来看，确实可以看出张仲景的用药剂量是非常大的 。
当然，张仲景时代，毕竟是一个医疗条件各方面都非常差的时代，在南阳那个地方，老百姓生活很苦，这种情况下一般没有大病不来，也不可能长期吃药，所以一般情况下几服药、几十服药就能解决问题，而且看的多数都是重病，所以整个剂量偏大也是情有可原的 。
傅延龄教授经过论证以后确定经方中一两等于13.8g，是根据文物实地的考察、经方药物重量的实测、文献资料的再研究、度量衡专家的权威认证，然后对于一两约合13.8g的再分析，最后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按照傅老师的讲话，找不到不是13.8g的依据 。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做最后的鉴定，但是基本上已经很清楚 。
我们可以看到葛根在汉唐时代的应用剂量是一个非常宽的剂量阈，从很小的剂量一直到很大的剂量，最大到400多克 。
这样一个很宽的剂量阈，到宋朝以后，就突然变窄了，像三峡大坝一样，突然一下下去了，然后再也恢复不了元气了，以后是逐渐有增高的趋势，现代有增高的趋势 。为什么呢？
因为疗效不好，所以大家都开始尝试用更大一点的剂量，包括我们的药材也不行，所以渐渐有一种增大的趋势 。但是跟汉唐时代相比，应该说差距甚大 。
傅老师的团队对50种经方常用药物的剂量进行了考据，大致都是这样一种情况，这里面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在汉唐时代，既然能有这么宽的剂量阈，那就说明它没有更大的危险，如果说吃了就死人，肯定没有这么大的剂量阈 。
从汉唐到宋朝这么长的时间，上千年的时间都是这样一个用法，就说明它应用是很有依据的 。
而后来人们就开始很谨慎了，在临床上应用的剂量非常小，原因是在宋代的时候，由政府来推行的一种剂型——煮散 。
这个原因可能很多，包括战争，饥荒，药源的紧缺，给部队免费的供药等 。当时就有很多医家提出能否节省药材，根据他们医家的经验把汤剂的饮片打成小的颗粒 。
我们现在说大概是在20～80目的颗粒，打成这样的颗粒以后，然后在进行煎煮，这样可以大大地节省药材，同时也能节省煎煮的时间 。
所以宋朝由政府主导，像《太平和剂局方》、《圣济总录》等这些方书中的方剂都是以煮散为主，而这种煮散整整推行了四百年 。这样的情况导致后面的医家由于煮散小剂量用惯了，再回到汤剂的时候就回不来了 。
这个也很好理解，如果你们的老师都教你们煮散的小剂量，你们肯定也不敢贸然地去恢复汉唐时代的大剂量，这是一个习惯问题，因为从宋朝以来，推行煮散已经四百年，那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
但是这个却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当一个药物，比如葛根在治疗疾病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个比较宽泛的剂量阈值，可能是从这么低到这么高的一个剂量阈值，这么宽的一个剂量阈值 。
那么这个就和一两等于3g的观点，这样一个很窄的阈值，到了明清的时候这么窄的阈值，它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
如果阈值很大，那么我们在很多疾病需要用葛根的时候，可以进行剂量的探索，如果说阈值定的很小，剂量定的很小，甚至它可能根本就没有落在有效范围之内，更谈不上你在研究上，去在一个比较宽的有效阈里面进行尝试 。
因为现在《药典》规定非常严格，都是以安全性为主而不是以有效性为主，这样的话就大大限制了中药本身的应用 。
临床上中药的应用剂量稍微超了一点，医生就得盖章，出了一点问题医生就得承担全部责任 。这种医疗制度对我们整个的医疗来说，束缚了手脚，捆绑了手脚，而且降低了疗效 。
所以我们研究剂量的范围，也叫剂量阈，实际上是给我们今天的研究来找到一些古人的依据 。
若一点古人的依据也没有，恐怕非常难以进行研究，尤其是我们找到的古人的依据是张仲景，张仲景就是这样用的，而且张仲景的《伤寒论》被尊为“方书之祖”，这种情况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很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
所以归纳起来，在唐以前是大小剂量并存，有大剂量，也有小剂量，张仲景的书中也有很多小剂量，但那是以汤剂为主、以大剂量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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