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的遗产( 二 ) 原标题：桑塔

一种熟悉的论调，或许是透过这番回顾向桑塔格的遗产乞灵，以对症当下公共话语之不举。不过，知识分子与时代的互动形式，未必可以做到复制或移植式的借鉴，恰恰是时代的差异性决定了知识分子话语和行动状态的不同。

对桑塔格的遗产，同样需要“祛魅”

桑塔格划时代的人生始于1933年，终于2004年。在其十周年祭，中国媒体喧哗的哀悼，不失为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许多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或媒体人曾公开表达对于桑塔格的援引、认同或者喜爱（比如许知远），也有不少人留意到本土知识人对于这位美国才女异乎寻常的热情。

媒体人萧轶曾写道， “在苏珊·桑塔格去世之时，她在中国产生的震荡远远大于美国本土，乃至逝世十周年之际，中国媒体依旧对其盛装打扮。 ”在他看来，这种现象恰好对接了美国20世纪中后期公共知识分子“从书斋走向街头”的神话叙事。以桑塔格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公共表达空间，他们对政治权力激烈抗争，对社会事务激进表态，也充分利用报刊、电视等新媒介形式传播先锋文化和大众文化，从而获得了数量庞大的拥趸。这些拥护者不乏战后大学扩招运动和反文化运动之下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

桑塔格在她的时代所经历的媒介情形，与新世纪初中国逐渐成长起来的公共话语空间，具有某种类似的生命力。 2000年以来，本土都市媒体凶猛生长，而寄托于此进行自我表达的中产阶级文化，也在持续孕育和发酵。不过，这种相似性大抵停留在表象之上，因为伴随中国都市媒体兴起的“公知”群体，与上世纪60年代欧美大陆新旧交替的时代语境（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激进氛围）之下“桑塔格们”的诞生，几乎很难说有什么实质上的共通。

不过，十余年前，中国一度出现桑塔格热，也的确是恰逢其时。这既由于桑塔格特别有存在感（发言多、出镜多、有中译本文集出版）以外，也与香港文化人陈冠中重写中国版本的“坎普”有关，这些都促成了小圈子里重读桑塔格的热情。在另一位媒体人侯虹斌笔下，桑塔格是被国人热烈追捧却又深刻误读的“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尤物” 。侯虹斌觉得，中国的左派文艺青年虽把桑塔格视为文化符号，却不愿意学习她“不合时宜”、作为“反对者”的态度；而许多人虽然喜欢她的趣味，却忘了趣味是需要智识来打底的。在她看来，桑塔格依然是大师，只不过漂洋过海之后被我们标签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