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的遗产( 四 ) 原标题：桑塔

出版社塑造文化偶像的商业操作，对桑塔格的走红至关重要，而桑塔格的中国拥趸却很少谈论这一点。桑塔格的出版人罗杰·斯特劳斯，有一套明确的针对桑塔格的市场营销方案，不但为她在美国知识分子建制派中奠定了稳定地位，也使之获得国际性声誉。桑塔格还为一些当时被视为“中流”、受到偏见对待的中产阶级读物写作，这为她带来了最广泛的传播，以及更高的报酬。

媒体转型时代的弄潮儿，是不再遵循智识游戏惯例的新一代人。上世纪末，凭借《三重门》在中国一鸣惊人的韩寒，与凭借《关于“坎普”的札记》一文火得一塌糊涂的桑塔格，都有这种共性。他们说的未必是新东西，甚至是一再重复的内容。尽管有水平高下之别，但这一身份所彰显的新游戏规则却是一致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也能成为明星。

名声及其带来的经济利益、旅行机会，以及与有趣人物接触的机会，也反过来塑造着他们所理解的“公共”文化。当年的评论家讽刺桑塔格是“患文化精神分裂症的童话公主” ，因为她既要与名人地位保持距离，又要为行动和发表意见寻求媒体的关注，这是一个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作为过渡人物，成了一个怀旧对象“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心” ，这种道德化叙事始终是中国公知的深远情结，而桑塔格“作为异见者的知识分子”的身份，也紧紧缠绕在这一叙事之中。

被称为“美国良心”的苏珊·桑塔格，曾是中国公知最近和最好的榜样。然而在70年代末，当美国的公共评论界和知识界发生变化时，她的信念和位置也受到冲击。在美国， “知识分子”这个词语开始散发某种令人不适的异味，甚至偶尔会被当成是在骂人。连桑塔格本人也想摆脱知识分子形象。她对娱乐文化无法遏制的膨胀感到沮丧，而这种已经成为主流的娱乐文化，正是从她之前捍卫的先锋立场发展而来。年轻、煽动、文化革命式的桑塔格，与晚年认同自己是高雅文化保守变化人的桑塔格，区别已经不能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