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的遗产( 五 ) 原标题：桑塔

在新时代，作为过渡人物的桑塔格，成了一个怀旧对象。她的政治行动也遭到人们的嘲讽。当她为着自己的正义感去战乱之地见证人们的痛苦时，她在萨拉热窝对战乱的报道，对于许多居民和采访人员来说毫无意义。在后者看来，她更在意的是自我推销，以把自己美化为这座废墟城市的英雄。

或许有人认为，桑塔格之后的知识分子，与时代之间的联系再也没有那么密切，或者无法再像她那样爆发出如此的能量。然而，这种现象很难被简化为大众或公共舆论的堕落，因为在新的时代，语境已经发生变化。知识分子丧失了旧日的角色与功能，也因此难以固守昔日的位置与认同，边缘化是必然的。

如果说桑塔格是第一个媒体弄潮儿，那么，我们后来玩得不亦乐乎的早已是别人玩剩下的。桑塔格经历了公知形象的退潮，中国公知叙事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曾将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推向大众：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2011年以来，公知在中国的形象逐渐经历了衰落与污名化，逐渐被视为有目的性地引导舆论，或发表不成熟批判言论的代表，甚至成为到处乱喷、水平不高、道德至上、居高临下的代名词。此前公知对于公共话语权的把持和道德正当性，受到真正的挑战，更为汹涌的大众在互联网时代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种去中心化、众声喧哗的表达，成为公共话语空间的既定现实。

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分子，要如何吸收桑塔格的遗产？这未必是一个真命题。然而，知识分子与大众此消彼长的话语权变迁，确是伴随技术和历史而不断演变。如何在学术圈以外进行有效的公共写作，这个命题始终值得我们关注，但更重要的发问或许是，今天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公共”？

撰文/新京报采访人员董牧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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