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与妇道：博物历史上的性别歧视( 五 ) 按：近几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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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格派作家普莉希拉·维克菲尔德

在这样的约束之下，看到本杰明·威尔克斯于1749年出版的《英国蝶蛾志》中列为贡献者或者“鼓励者”的大约100人中有四分之一是女性，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而且其中不少人可不只是出点儿钱而已。威尔克斯单独提到一位沃尔特斯夫人，她作为一位稀有蛾类的饲养者声名远播，并且按书中的言外之意，她还是图片的原始素材提供者。看起来，女性在当时已经凭借她们在饲养蝶蛾方面超越男性的专业素养赢得了声誉。正如在其他很多与养育相关的事情上一样，女性在这方面拥有优势。

不守“妇道”的女人

对蝴蝶和其他昆虫感兴趣的女性可能会面临社会的排斥，在男性至上的维多利亚时代，她们被排除在新成立的昆虫学俱乐部之外，禁止给他们的期刊投稿。因此，女性不可能以自己的名义记述她们的发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少听说过爱尔兰最好的昆虫学家之一，玛丽·贝尔（MaryBell,1812-1898）的事迹：她没办法发表自己在负子蝽和蜻蜓方面的最初发现（她是第一个发现负子蝽可以像蝗虫一样发声的人）。是她的哥哥理查德替她署的名。

所幸，女性可以写书，并且确实写了。利蒂希娅·杰明（LaetitiaJermyn,1788-1848），自封为“蝴蝶仙子” ，写出了后来成为标准教材的《蝴蝶收藏者随身指南》（TheButterflyCollector'svadeMecum）（或者叫“口袋本”）。 1848年，玛利亚·凯特罗（MariaCatlow）出版了一本名为《英国流行昆虫学》（PopularBritishEntomology）的书，这本书大获成功，被重印了两次。然而两位作者都觉得有必要写成一种适合女性的风格：在杰明看来这需要加入诗歌和伦理学方面的长篇，沉闷的闲谈于凯特罗而言则是一种美化过的、限制了自身实用性的通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