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学“由史入文”诠辩( 三 )
好文对浙学演变产生了一定影响 ， 黄百家“文显而道薄”的说法有其道理 ， 但不必夸大 。 且在浙学传人看来 ， 文不离于经史 ， 不离于学问根本 。 宋濂作《文原》 ， 王袆作《文训》 ， 苏伯衡作《空同子瞽说》 ， 述明文本六经 ， 经史并重 。 如《文训》称文必“主之以气” ， “一本于道” 。 至于诗 ， 则以为关乎世运 ， 乃追踪风雅 ， 提出诗为“文之精” ， 欲合诗、文、道为一 。 苏伯衡《雁山樵唱诗集序》：“言之精者之谓文 ， 诗又文之精者也 。 ”胡翰《缶鸣集序》：“故文者 ， 言之精也 ， 而诗又文之精者 。 ”刘基《苏平仲文集序》：“文以理为主 ， 而以气摅之 。 理不明 ， 为虚文；气不足 ， 则理无所驾 。 文之盛衰 ， 实关时之泰否 。 是故先王以《诗》观民风 ， 而知其国之兴废 ， 岂苟然哉！文与诗 ， 同生于人心 ， 体制虽殊 ， 而其造意出辞 ， 规矩绳墨 ， 固无异也 。 ”所谓“文之精” ， 重于诗文同源 。 宋濂《题许先生古诗后序》称诗文“本出于一原” ， “沿及后世 ， 其道愈降 ， 至有儒者、诗人之分” ， 不满于诗人自别于儒者 ， 儒者自别于诗人 。 学者又强调“文章正宗” ， 如宋濂门人郑柏编《文章正原》 ， 方孝孺门人王稌纂《续文章正宗》 ， 黄宗羲纂辑《明文案》 ， 编选《明文授读》 ， 皆重“文章正宗” 。 宗羲《明文案序下》论明文正宗始自宋濂、方孝孺 ， 继为杨士奇、解缙 ， 而后李东阳、吴宽、王鏊雄起南北 ， 王阳明、罗玘追配前贤 ， 归有光、唐顺之、王慎中称文坛大纛 ， 赵贞吉、赵时春不愧作者 ， 郭正域、叶向高、焦竑不失矩矱 ， 娄坚、唐时升、钱谦益、顾大韶等不失正宗之意 。 复古四子 ， 公安三袁 ， 竟陵锺、谭皆不在其列 。 《明文案序上》提出“明文三盛”说：一盛于明初 ， 宋、方等为表率 ， 无意于功名 ， 埋身读书；再盛于嘉靖 ， 归、唐、王振颓起衰 ， 不为复古时风及科举功名牢笼所限；三盛于崇祯 ， 娄、唐、钱等为表率 ， 能“通经学古” 。 世人关注阳明心学及事功 ， 疏于谈说文章 ， 即使论之 ， 多归于“末技” 。 黄宗羲不然 ， 并推阳明学问与文章 。 《李杲堂文钞序》说“余尝谓文非学者所务 ， 学者固未有不能文者” ， 周敦颐、程颐、朱熹、陆九渊、陈献章、王阳明之文方可与欧曾、《史》《汉》并垂天壤 ， “盖不以文为学而后其文始至焉” 。 又说何景明、李梦阳为辞章之学 ， 阳明初与唱和 ， 既而弃去 ， 复古诸子叹惜其不成 ， “岂知姚江之深于为文者乎” ， 如使阳明逐何、李 ， 充其量不过如何、李之文 ， “今姚江之文果何如 ， 岂何、李之所敢望耶” 。 以学衡文 ， 黄氏得出阳明文章醇正、“掩绝前作”的结论 。 与宋濂一样 ， 他力斥学者、文人相割裂之说 ， 《留别海昌同学序》说：“夫一儒也 ， 裂而为文苑 ， 为儒林 ， 为理学 ， 为心学” ， 其弊甚重 ， 学者当求“归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