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华标准”重审西方文明史，能看到什么？( 十 ) 原标题：以“

1857年，黑格尔《历史哲学》一书的英译者约翰?西布里JohnSibree在该书序言中写道：

这书具有一个大的价值，就是从一个截然新颖的观点，来论列“历史”上各种主要事实。我们只要想到黑格尔的著作对于德国各种政治运动已有一种明显的影响，就可以承认他的宇宙理论，尤其是同政治直接有关的那部分理论，对于最主张“实际”的人士也是值得注意的。【13】

这段话释放出三个重要信息：1.将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串联起来并宣称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精神” ，这种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线性历史观，以及从先验的历史观出发来拼凑历史素材的方法，在当时还是“截然新颖”的；2.这种新颖的历史学对于“德国各种政治运动”有明显的影响，黑格尔“宇宙理论”的本质不是学术，而是政治；3.那些“最主张‘实际’的人士” ，在当时无疑就是充斥整个欧洲社会的帝国主义者们，作者提醒这些只相信实力政治的人，也要重视“历史哲学”这种思想武器。

窥一斑而知全豹，西方版的“西方文明史”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具体的历史事实不一定是虚假的，所以不必去纠缠什么“希腊伪史”、“罗马伪史” ，毕竟挑战者并不占有历史材料上的优势，没有说服力；但通过借鉴中华文明史的历史经验进行对照衡量和逻辑推理，即可以判定，贯穿西方版“西方文明史”的那个线性结构，就是伪造的，是霸权工具。而这一点才是问题要害。

至于在地中海和欧洲这两个地区原本的文明史到底是一个什么面貌？能不能通过应用“中华标准”继续“破案” ，通过借鉴中华文明史的历史经验还原“西方文明史”真相？下篇将会继续探究，敬请关注。

参考文献：

1、（英）汤因比著；（英）萨默维尔编《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