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传承中的回溯与弘扬( 四 ) 原标题：“五

对于历史的理解要更多地从互动、多因多果的角度来阐释。假如你是纯粹的思想史，我会建议你多读一些生活史。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按照格尔茨的说法，人是生活在意义之网上的动物，你的生活依托于朋友圈、生活网络、家庭和单位等，从中构建起对于生命和自我的理解，对于“五四”的理解更多需要软着陆到日常的层面来。

如果你受新文化史的影响，只是关注这些人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的话，认为人是被社会结构所支配和决定的，我会建议你多读一些好的思想史著作，观测一下在启蒙时代冲破传统体系和架构的是新的理念。

三次启蒙运动有何异同“五四”的启蒙运动和清末的启蒙有什么不同？与后来的1937年前后的新启蒙运动又有什么不同？学界对于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

以杨国强教授为代表的一种看法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讨论的主题，诸如民主、自由、博爱、科学等观念在晚清时都已经出现了，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等这一代人就已经触及了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达尔文主义等概念。

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说法：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即“五四”是在晚清启蒙的延长线上。正是有了晚清的启蒙，才有不断的酝酿积累，才有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

他们认为新文化运动只是在晚清启蒙的深度上往纵深进行扩展，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多的区分。这两种启蒙是同样一种启蒙，没有本质区别，只有程度差异，都是以外部作为一个参照物，试图对中国做出某种改变。这种看法在学界也比较普遍。

另外一种看法认为“五四”启蒙和清末戊戌变法的启蒙具有根本性差异。我在哈佛访学期间，去普林斯顿大学拜访余英时先生，并做了一个关于“五四”百年的访谈。余英时先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五四”之子，他的看法和许多学者很不一样。他认为戊戌变法的启蒙和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有着根本性的差异。清末的启蒙对西方的了解是支离破碎的，是碎片化、片段式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传统格局下抱着拿来主义的态度进行的一种启蒙，在寻求中国变法图强的道路上运用中国独有的思想来与西方进行对照。而“五四”启蒙时代所谈的民主、科学等观念是对西方文明相对较深的理解， “五四”这一代人引进了诸多概念，比如胡适引进杜威的实验主义，陈独秀对法国文明的介绍，鲁迅对尼采哲学和俄罗斯文学的介绍，等等，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