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传承中的回溯与弘扬( 五 ) 原标题：“五

因此余先生认为“五四”知识人对学问和文化进行思考的架构是现代的架构，而戊戌的启蒙尽管有了新的元素，但还是在传统格局之下。余先生也指出戊戌启蒙者都是士大夫，要么是官员，要么是官员的后备队，而“五四”一代人大都是现代意义的新式知识人，大多数是专业知识人。我大致上同意余先生的判断。

这个是我所讲的戊戌启蒙和“五四”启蒙的关系。接下来我们稍微谈谈“新启蒙” 。新启蒙运动是在中共主导下，由何干之、张申府等人所倡导的以民族国家叙事为基本取向的启蒙运动。 “五四”启蒙运动讲的更多是个人的解放，而新启蒙的对象是国家意义上的主体性的照亮，更多关乎国家的翻身和民族国家的启蒙。新启蒙运动的思想资源主要是上世纪20年代以后《新青年》等各种期刊、副刊和书籍引入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本土化后形成的《大众哲学》、《街头讲话》、各种哲学小册子，更多的是用苏俄的文明进行启蒙，而不再用杜威的实验主义、易卜生主义和欧洲的文明，因此新启蒙运动的叙事建立在政党政治主导下的国家和阶级的论述之上。

寻求独立的个人从传统的社会中脱离出来“五四”的新文化运动表现出了两代人的差异，学生这一辈更加决绝地告别过去，试图建立新的学术文化的体系。

殷海光先生认为， “五四”这一代知识人意识深处并不是求自由，而是求解放。 “五四”是解放的时代，正如清末谭嗣同所讲的冲决网罗，冲破传统社会和家族社会给个体带来的巨大的压抑，这种压抑已经内在化了，造成许多试图寻求独立的个人的自我压抑。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的是个人要从这大大小小的束缚里解放出来，更多的是求解放，而不是追求自由主义。

“五四”这一代知识人本来是嵌入社会大大小小的角落安身立命，而“五四”以来他们寻求从传统的社会和地方的空间中脱嵌出来，最后造成了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巴金等人离开故乡来到都市寻求个人生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