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传承中的回溯与弘扬( 六 ) 原标题：“五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这样一个寻求独立的个人从传统的社会中脱离出来后，想要在大城市立足和安顿自己也比较困难。从一个熟人社会中脱嵌出来比较容易，但是自由同时也意味着对自己的人生要做出决断，做出取舍，往哪里走，怎么安顿自己，怎么在社会上生存，这些都需要自我的决定和奋斗。摆脱旧我不易，但是要确立新我、确立崭新的人生状态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自由的同时意味着责任，意味着自我的决断。

这自然引出的一个问题是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知识青年出现许多烦闷、苦恼、无聊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到黄埔去”、“到武汉去”、“到延安去”的青年文化现象，主持《中国青年》的恽代英也专门写过一些文章给予投身革命的青年人一些建议和忠告。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个人的发现、个人的觉醒和个性解放的强调导致中国人的自我观和个人观发生巨大的转折，个人既作为被评价的对象，又作为评价的主体，以它作为尺度，来认识中国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正是因为个人的觉醒和发现，导致诸多社会问题的凸显，比如妇女的问题以及劳工、贫穷、就业、婚恋等问题。因为只有将个人作为评价的尺度，才会认识到方方面面存在的问题。

史家杨国强教授认为“五四”运动确立的个人是内在精神不足的个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个人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罢，只有当它有了深厚的社群主义传统作为一种涵育，就如美国社会学家贝拉等在《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中所言，基于多元而互动的共同体滋养的自我才是丰厚的，才是不那么容易被外在的环境所影响和支配的。当个人只是从传统的社会中走出，而并没有一个内在的尺度，也没有被内在的精神所灌注和充满，这样的个人看上去是特立独行、浪漫主义的个人主义，实则很容易产生茫然，产生烦闷。

加拿大一位非常重要的社群主义哲学家查尔斯·泰勒针对这个问题，在他的书《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和《世俗时代》中进行探讨，对自由主义有着非常深刻的批评和思考。他提到欧洲启蒙运动之后形成的现代性的文化其实是狭隘的个人主义，每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有着可悲的自我专注，是平庸而狭隘的，而哈佛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更是严肃地反省了现代社会中标新立异的个人之虚妄与无我。杨国强老师认为没有社群主义的脉络，没有共同体作为支撑，这样的个人最终容易转身，就像今天的很多知识人从一个高调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一个卑劣的犬儒主义者，这种转身非常之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