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传承中的回溯与弘扬( 七 ) 原标题：“五

在那个时代， “反传统”有一定的策略性

如何理解启蒙运动这一代人的反传统？胡适晚年在英文世界中做了一些演讲，讲述中国的文化传统及其未来。其实胡适对于中国的传统，他在面对西方的受众，也会讲到中国的历史中比如学校、清议等是可以和现代的民主制度接轨的，是可以实现林毓生先生所讲的创造性转化的。 “五四”这一代知识人，包括鲁迅、陈独秀、傅斯年等知识分子，他们有强烈的反传统的姿态，但同时，他们对于传统的理解是非常深入的。一方面，由于他们生活中尤其是婚姻、家庭上的遭遇，导致他们在公共领域中对传统的批判具有很强烈的姿态。另一方面，胡适自己也提到过，反传统之所以要如此强烈，是因为中国的历史如此漫长而坚韧，作为一个大国要转身是不易的，是必须加以剧烈推动的。

《柏拉图对话集》谈到苏格拉底在雅典找不同阶层的年轻人谈话，自身作为类似于论文答辩中教师的角色，不断地质问背后逻辑的漏洞、语法的错误、概念的不严谨等等，最后使得被质问的年轻人没有办法在逻辑上自我证成。苏格拉底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如果说雅典像一匹骏马一样，由于历史已经太漫长，显得有些臃肿、迟钝，而苏格拉底则像一只牛虻——巨大的蚊子一样，去叮咬它，焕发它的精神。

那么反观中国，胡适他们认为，中国这样的大国要转身、更新乃至脱胎换骨，如果还运用一种“一方面，另一方面”这种比较温和中立的态度，可能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所以他们反对传统是有一种策略性的，运用激烈的语言去批评，如果文明中有生命的东西自然会保存下来，没有生命的东西自然会脱落下去。也就是说，这样的过程中，文明本身有一种抵抗感，有自我取舍、自我更新的过程，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东西自然会保存下来。

我们现在一谈到“五四”这一代人，便认为是反对传统的，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被我们的历史叙述所固化的。在历史教科书中， “五四”这一代人可能被过度夸张化、标签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