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传承中的回溯与弘扬( 八 ) 原标题：“五

余英时先生在回忆文章《我走过的路》中讲述少年时因为抗日战争被送到安徽的潜山乡下生活了七八年左右。余先生提到，在乡村的生活中很少有人去打官司，并不是很需要法律，仍然是用非常传统的方式来处理分歧和争议，包括公共祠堂、乡村的公共生活、价值观念等都弥漫着一种重天理人情胜过法律制度的特质。如果一个年轻人犯了错误，是祠堂的几个长老来讨论，不需要诉诸法律或者暴力。这些经历让他在阅读有关传统中国的各种文本时都给予他真切的感受。

对于中国传统的批评，我们该如何看待？我曾写过一篇报纸文章借用胡适的思想资源讨论民族的自信心从哪里来。我们之前有一种观念——一个人如果爱国，就应该更多地呼唤、发扬、阐释传统中美好的、优良的面相，而不能总是苛责传统和批评中国。

九一八事变以后，胡适当时和一个北京大学的旁听生寿生（来自贵州）反复通信、对话，寿生在书信里对胡适说：“我们今日之改进不如日本之速者，就是因为我们的固有文化太丰富了。富于创造性的人，个性必强，接受性就较缓。富于模仿性的，接受性虽强，但创造力就有限了。日人今日之优于我者，就因其本来的文化根基极浅，模仿性强，能以全力接受外来文化，我们还在徘徊、比较、争论之际，她已尽量吸取了。 ”胡适针对这个问题在《独立评论》上连续发表了《信心与反省》、《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他指出一个民族真正自我的确证，如果不能容忍对自我的批评和反省的话，那这种所谓的民族自信其实是很脆弱的。另外一方面，当一个文化传统里的知识分子对过去有一种反思与批评，并且言之有理、言之有据，其实并不意味着他对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没有情感、没有理解、没有认同。相反，这可能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和情感，因为它更多是建立在一种理性的基础上，而不是单纯情感的、盲目的热情。

比如我作为一个湖南人，对于湖南文化里容易生长出来的极端主义性格和封闭狭隘的自恋文化经常有所批评，但这并不代表我对湖南没有情感和认同，批评相反更能对于栖身的共同体构成内在的连带感和更深层次的结合，而不是简单的基于盲目情感的缠绕和投射。这种缠绕可能是没有办法经得起理性尺度的检验的，甚至也没有办法经得起某些危机时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