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且务实，安守又对抗：勃朗特姐妹在两个世纪前如何处理爱情？( 三 ) 记者|董子琪

简·爱并非孤例，伊格尔顿认为，夏洛蒂的小说中充满了这样“自相矛盾的奇特混合物” ，这些人物的热情冲动总是以维护社会和传统习俗为基础，他们一方面充满反叛精神，一方面又循规蹈矩，一方面充满罗曼蒂克幻想，另一方面冷静务实。或如《维莱特》的主角露西·斯诺所说的，她正在过着双重的生活——幻想的和现实的，前者充满奇思妙想，后者则需小心翼翼地维持生计。

有趣的是，简·爱通过她坚忍的文静性情和操守，最终获得了罗切斯特的心。伊格尔顿颇具讽刺意味地写道，这就是夏洛蒂的小说写作策略，小说会让主人公的内心热情得偿所愿，然而在实现的过程中又需要他们遵守传统道德、不至于让热情过早流露——因为主人公处于孤立无援的处境，她必须时时保持警惕。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结尾处残疾的罗切斯特是献给简·爱的祭品，因为只有通过牺牲罗切斯特，简·爱才能做到既恭顺又独立，既享受爱情又体验权力。就像小说结尾处所描述的那种特殊的理想状态——简·爱既是罗切斯特的向导，又是他的拐杖。伊格尔顿在2004年的“周年纪念版导言”中说，他想揭示的是小说中的政治无意识和精神潜文本（subtext），并证明作者是通过编造故事将这些潜文本的“不堪的欲望”加以升华的。具体到《简·爱》的例子，夏洛蒂就将一种“被掌控的受虐之爱”以及对他人的掌控，当成了一种可被社会接受的、甚至优越崇高的情感。

《呼啸山庄》的悲剧：爱情把人逐出社会

伊格尔顿借用法国文学理论家吕西安·戈德曼的“意识形态”与“世界观”的划分，在夏洛蒂与艾米莉两姐妹之间评出了高低（虽然后来他也在第二版导言中表示出了对于这种绝对二元对立的反思）。他所借用的“意识形态”与“世界观”这两个概念的对立之处就在于，前者有明确的倾向性，作者会为了意识形态的目的而控制素材；而后者是整体的世界，虽然充满着冲突和矛盾。伊格尔顿认为，夏洛蒂小说的神话特征是意识形态式的，她将各种对立的力量聚在一起，成为不稳定的利益联合体，使得现实以虚幻的方式解决，比如让孤女简·爱和乡绅罗切斯特有一个幸福的结局；而艾米莉小说的神话特征是世界观式的，她创作出的是高度完整的、具有神秘自主性的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