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纳粹集中营辛幸存后，68岁的他选择自杀(11) 一周一度的“

新来的囚犯能够在几个小时内发现，侵犯不止来自纳粹军官，也来自其他囚犯。极权体制会在短时间内同化从文明世界过来的人们，侵蚀和扭曲他们的灵魂， “尤其当他们是空虚的，可以利用的，并缺乏政治或道德盔甲的时候” 。

这种侵犯在“特权囚犯”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他们是集中营里的少数，却代表着幸存者中的大多数。他们试图用愤怒和暴力驯服新来者，而一旦有所反抗，其他囚犯便会蜂拥而至，一同暴怒而巧妙地殴打位处低位的囚犯，直到他驯服或死亡。集中营的秩序便是如此被巩固和延续下来的。

索马里认为，从集中营出来后，莱维就一直试图对“善和恶的根据是从哪里建立的”这一问题作出回答，无论是在科学还是在写作上。这生命最后一段时期的思考里，他对善恶的分解开始变得更加清晰和严厉了。

莱维觉得自己是有罪的。第一，他觉得是人类创造了集中营；第二，他认为不存在一个所谓的“集体罪行” ，每个人都要为这个罪行负全部的责任。你一旦相信纳粹说的任何理论当中的一句话，你就是在犯一个最严重的罪行。

他也相信奥斯维辛并非一桩孤立的历史事件，它给人类带来的警示是具有普适性的。整整一代文明的德国人，为西方文明孕育和浸染的德国人，选择遵循希特勒的指示，上演了一场组织化的、公开的、以现代技术手段和生产流程实现的灭绝性大屠杀，这使其有别于其他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人道灾难。正如一些神学家和哲学家所坚称的那样，奥斯维辛的“恶”不仅仅是善的缺席，还关于邪恶的发明。

它之所以至关重要，正是因为它发生得出人意料。因此，它可能发生，可能发生在任何角落。

80年代，在自身作品迎来的出版热潮里，莱维也关注到在德国和法国正在兴起的邪恶的否定主义屠杀论和“修正主义论者” 。与此同时，他对同年轻人对话也逐渐感到幻灭。他们不但不了解奥斯维辛，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了解它，因为在他们眼里， “二战”期间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极权罪行早已成为过去，是再也不会发生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