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纳粹集中营辛幸存后，68岁的他选择自杀( 九 ) 一周一度的“

他对那些没能再回来向人们报告的遇难者们是心怀愧疚的，且这份愧疚之情始终贯穿于他的写作生涯当中， “因为愧疚，他必须得经常去为那些死者说话；但是同样因为这份愧疚，他经常下意识地避开那些最严重的事情。他写轻松的事情，写一些非常细碎的生活场景。正是在这种回避和闪烁当中，我们看到了莱维对他自己的经历、对他自己的写作的忠实” ，云也退在分享会上说道。

“地狱也是我们身上非常真实的一面”

莱维无疑有着过人的顽强。在第一部作品开始为公众所接受后，他开始越写越多，越写越密集，且大部分都是在工厂工作之余甚至通勤路上完成的。继60年代早期他的作品被选入意大利的课本之后，他也越来越多地投身到公共演讲和公共对话中去。

莱维曾说：“任何人都不应该从这里（集中营）出去，因为他会带着刻在肉体上的印记，把这里的丑闻传递给世界，告诉人们，在奥斯维辛，人得有多大的勇气才足以把他人糟蹋成这样。 ”他回不去了，但是他又回来了。高强度的写作和对话对一位亲历集中营的幸存者个人的消耗，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

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夏天，莱维的抑郁症开始逐渐恶化。在离世前的两个月，莱维给住在波士顿的译者露丝·费尔德曼写了一封信：“我当前正经历着奥斯维辛之后最糟糕的一段时光：从某种角度说，现在的日子甚至比奥斯维辛的生活还要痛苦，因为我已不再年轻。我已无法一如往昔地迅速适应生活。 ”“抑郁症和奥斯维辛一样，对莱维而言都是一个残酷的迫害。 ”索马里说道。

尽管很难在奥斯维辛的经历和莱维每况愈下的抑郁症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母亲的病、前列腺手术、家庭琐事的缠身、对衰老的厌倦和恐惧……错综复杂的种种原因都加重了他的抑郁病情——但这段遭遇无疑影响着莱维对于生活和生命的体认。